电影《指挥家》是历史上第一名女性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克的个人传记，讲述了出身底层的安东尼娅在上世纪30年代，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坚持，在男权与上流社会的轻视之下成为出色的指挥家。故事的表现中规中矩，全片看下来感人之处不少，但大局上有很多不足。作为一部女性电影，电影中有太多男性视角的凝视。如果这些凝视仅仅是偏见也就罢了，电影的很多角度会让人觉得，相比女主自身的努力，她所取得的一些胜利不过是某些男性的好奇、恩施、欲望。比例上不恰当，电影所呈现的女主自身的付出不够深刻。在音乐的部分，导演也没有什么个人的理解，没有发挥出音乐题材在电影中所能发挥出的属性，一些视听上的趣味性。并且很明显的，电影在音乐方面的诠释远远不够。在前半部分尤为明显，作为一位有才华、追求音乐梦想的女性，电影没有呈现女主在这方面的细节，反倒让女主像一个活动家一样，去各处游说。无论是家庭线还是爱情线，都让人觉得比重大于音乐线本身。另外从主题大的表达面上，其他女性角色的塑造未免太少。从呼应主题上来说，无论是反面的愚昧女性，还是支持者们，便装女性的表演者，女扮男装的贝斯手，这些人物在音乐的纯粹性以及对抗歧视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女主的小情人或是那些低看女性的男人。所以整体上，电影完全有更优秀的空间。

剧情还可以，就是这女主真的sb，非常影响观剧体验。不知道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人物............................…........ .............................................................................. sb女主竟然没有死？？？，还像疯子一样的质问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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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棺材，跳下灵车，踩着细碎的雪，奔跑在无人的街，当向前向前成为奔跑唯一的方向，出口又在何处？乌鸦的叫声和手风琴的音乐叠加在一起，这是悲悯和欢快的混合，这是冷寂和无望的世界——当彼得罗夫终于在泥水四溅中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里面只有一个女售票员，她曾经扮演过雪姑娘，而现在只是形似骷髅的存在。这是最后呈现的“灵异事件”，彼得罗夫依然是一个被预设的人物：逃不出乌鸦鸣叫的荒芜，逃不出冰雪覆盖的沉寂，逃不出“雪姑娘”制造的死亡，那辆只载着他的公交车是另一辆灵车，从死亡到死亡，中间夹杂的复活只是一个插曲，死亡构成了一个跨越黑白和彩色的循环，形成了从回忆到现实的轮回，死亡是死亡，复活是新的死亡，因为，“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这是彼得罗夫坐上夜晚的公交车，让座的妇人对他说的话。彼得罗夫在车上不停地咳嗽，这个看起来像是绝症的流感是彼得罗夫现实意义上患病的写照，流感会传染，一个人的病会成为其他人的病，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病，流感具有的是传染性、普遍性和致死性的特点，而这个病所隐喻的正是患病的俄罗斯社会。在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的是医疗福利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的现实，是移民问题带来后遗症吃吃无法得到解决的现实，“这个国家真正掌权的人是塔吉克人和犹太人。”他们抨击寡头政治，抨击苏共的黄金阴谋，抨击移民政策，但是他们的愤怒是构建了另一种危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弥漫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一个老人对给他让座的9岁女孩说，如果在印度，7岁就能结婚了，然后他开始骂起女人都是婊子，一旁的光头抡起拳头就打，老人的假牙掉在地上——假牙不再是一种个体的工具，它变成了发出声音的公共物品，而拳头和假牙的冲突也正是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的写照。

彼得罗夫是一个旁观者，他听到了人们的愤怒，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也没有将愤怒转变成拳头，在角落里他更像是一个远离冲突的存在。但是很明显，他的咳嗽、他被人命名为患了绝症，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受害者。从旁观者到受害者，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似乎被推进了这个阴暗的世界里：公交车停下时，有人把彼得罗夫叫做“娘娘腔”，然后将他拉下了车，交给他一把枪，然后让拿枪的人站成一排，当教完了射击相关的知识后，又一批人被赶下车，然后彼得罗夫在内的人向他们扫射，倒下的是社会上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的代表，这是一个处决的现场，彼得罗夫无疑成为了刽子手，而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又上了公交车，车子还是正常形式，彼得罗夫还是靠着车咳嗽——那处决的一幕已经发生却像没有发生一样，而这也正对应了彼得罗夫既是旁观者也是实施者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也代表着生命的两种走向：他是旁观者，他见证了社会日益腐烂的现实，他是受害者或者是被拉进去射杀了那些罪人的实施者，他便无可逃避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彼得罗夫如何对待自己的流感、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绝症？一个人的疾病，存在着传染的危险，而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不同的疾病，他们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杀人，或者以自戕的方式自杀，杀人或者自杀同构了死亡：一个邻居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脖子上的血迹还未干，而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罗夫在公交车停下后遇到了同事伊戈尔和维克多开着的灵车，伊戈尔说棺材里有一具尸体；他们一起去了维特亚那里讨论所谓的博士论文，大胡子维特亚大声呵斥：“我们还信仰什么？”伊戈尔告诉彼得罗夫，他已经陷入了宗教的迷狂；彼得罗夫遇到了谢尔盖，正拿着厚厚的退稿信的谢尔盖大骂杂志编辑，而彼得罗夫问他：“为什么把我写成一个小丑？”谢尔盖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

脾气暴躁的邻居死于谋杀，骂社会缺失了信仰的维特亚陷入了宗教迷狂，创作小说的谢尔盖写出了人类的不幸，他们都是患病的人，而患病者所面对的就是死亡。还有彼得罗夫的妻子，在图书馆里她是一个职员，戴着眼镜的她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在图书馆举办的所谓文学研讨的沙龙上，那些文人因为长诗和短诗发生了讨论，甚至还有变态的男人，那一刻她化身为“女侠”，用暴力快速地解决了他，当擦干手上的血迹，当戴上文雅的眼镜，她又变成了图书馆职员，变成了柔弱的女人。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而回到家的她又是儿子的母亲，关心儿子的作业，制作儿子的晚饭，而当儿子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她看着流出的血，看到了厨房的那把刀，便幻想自己一下子横抹过儿子的脖子，鲜血汩汩而出，一种暴力的实现就像欲望的满足一样，让她享受而来快感。而对于那些跟踪的男人，她一样毫不手软，衣服里藏着的刀成为她保护自己也是她杀人的工具，那个尾随着她的男人最后死在铁塔上，血溅在雪地里，像一个充满暴力的图腾。

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对他人的反抗，是压抑社会的爆发，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暴力症，正如谢尔盖所说：“我死后才能成名——也许我会自杀，自杀会证明我是对的。”他不想像父亲那样沉迷在酒精中，所以他创作小说，但是结局还是一样，所以死亡成为他唯一的出路。他带着彼得罗夫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抽烟喝酒之后躺在了床上，然后拿出了一把手枪，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他让彼得罗夫只做一件小事，那就是用手指扳动一下。这看起来是自杀，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杀，但利用了彼得罗夫的手指，就是他杀，而彼得罗夫也是当仁不让，一声枪响，血溅满了墙壁，自杀和他杀在同一性的死亡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彼得罗夫在离开之前点燃了那篇书稿，在熊熊大火制造的爆炸中，退稿的小说、谢尔盖的生命，以及那间房子都化为了灰烬。

死亡抵达，是不是解决患病者绝望的一种正确方法？实际上，彼得罗夫制造了谢尔盖所希望的自杀，是一种他杀，却是对自己的“自杀”，因为自己在谢尔盖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小丑，他毁灭文本就是毁灭那个作为小丑的自己，就是毁灭人类的不幸，而爆炸之后，已是天明，彼得罗醒来，他发现自己还在灵车上，昨晚和伊戈尔去维特亚那里，遇见谢尔盖似乎都没有发生，连同爆炸式的他杀和自杀也没有发生，那仿佛就是一个噩梦。而噩梦结束醒来，也意味着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作为小丑的现实，回到了自己患有流感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个梦却开启了彼得罗夫的一种自救：他坐上伊戈尔和维克多的灵车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但是在醒来之后他却回到了家里，那里有妻子和儿子；他在和伊戈尔喝酒的时候，恍惚之中被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带到了自己童年时的一次新年派对上，漂亮的“雪姑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点燃圣诞树，彼得罗夫问了她一句：“你是雪姑娘吗？”女人微笑着看着他，点了点头；甚至在维特亚那里，维特亚拿出了两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彼得罗夫竟服下了其中一粒……

一场梦让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之外的存在，雪姑娘、新年派对、以及阿司匹林，成为他对抗现实的解药，这是彼得罗夫在灵车上的第一次“复活”，这一次复活给他带来的是离开现实的希望，而他离开现实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带着儿子——而儿子和自己在童年时代又具有了同一性：他们一样想要参加新年派对，一样见到了雪姑娘，一样点亮了圣诞树，即使在儿子发热高烧时，那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也让他慢慢退烧了。儿子和他一起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起服下了解药，一起迎来新年。复活就是回到那个1977年，1977年对于现实来说，就像是一个梦：1977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77年苏联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宣称，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装备方面甚至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像1977年，彼得罗夫和母亲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参加新年派对时，公交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的是当时的报纸，上面写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1977年是伟大的、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年代，在1977年的自拍视频里“复活”，就是回到辉煌的历史中。

但是这是不是一样是一种历史沙文主义？现在的儿子发热患上了流感，1977年的彼得罗夫也是发热，疾病没有改变，1977年的阿司匹林看起来是一剂解药，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的病毒——当彼得罗夫重回1977年是想找回希望，那段历史中何尝不是疾病存在的因？从彩色到黑白，呈现的是那个叫马琳娜的女人的悲伤往事：她遇见了喜欢唱歌的萨沙，她爱上了在自己眼里裸体的萨沙，这是欲望的直接呈现，这是爱情的纯粹表达，但是在那个狂乱的夜晚，她和伊戈尔之间的“射进来”的性导致的是怀孕，而怀孕面临的是不能堕胎的现实，所以这个在新年派对上扮演“雪姑娘”的女人躲在圣诞树后面偷偷哭泣。这是一个也是患病的年代，这是一个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年代，只不过，如新年派对一样，1977年的苏联构筑的是祥和、稳定与繁荣的表象，可实际上暗潮汹涌、危机重重——它甚至就是30多年后导致社会患上流感的因。

“蓝色有轨电车带着我们去太空……”1977年的新年派对上的歌声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当太空梦变成了幻想，当有轨电车变成了灵车，当阿司匹林变成病毒，谁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一次次死亡，一次次复活，最终在轮回一般的人生中，“彼得罗夫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家人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生的流感，更是无数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彼得罗夫们”的流感——“你好像是得了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