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理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曾在《简单的谋杀艺术》说：“把谋杀案还给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还还给了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打铸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白日焰火》几乎可以把这句话接下去：凶器还可以是人。

在《白日焰火》亮相之前，很多人都把此片视为一部仅供观众解谜的推理片。不容否认，影片所有的人物关系和逻辑架设，都是奔着一个令人费解的怪局而去，但本质上，它并非一部“本格派”的推理电影。本格推理，主要是以推理解谜为主，与注重社会性的硬汉派相对，它不注重写实，而是以惊险离奇的情节来编织情节，比如莎婆的密室杀人或暴风雪山庄里的诡计。刁亦男曾说，他对西方的侦探小说始终持有浓厚的兴趣，而从《白日焰火》呈现出的气质来看，导演偏爱的显然是“硬汉派”推理小说——围绕谋杀的故事，折射的是社会模样，观照的是人物的道德困境，甚至，还融入了导演个人的价值判断。当解谜已不是故事的主轴时，侦探主角自然也不再高人一等，就像片中廖凡饰演的颓废警察张自力一样，在几年的时光中，始终身处难以自拔的痛苦中，他必须倚恃着拳脚和毅力，才能“输得慢一点”。

当张自力最终在酒桌上一边大笑，一边胀红了脸隐藏起哭泣的冲动时，我们很容易想起另一硬汉派推理小说家哈米特的名言：“一个小人物日复一日在泥泞、污血、尸体与欺骗中前进，尽可能地麻木、粗鲁与犬儒，迈向一个晦暗的目标。”有种声音认为，《白日焰火》应当将这种“晦暗”走到底，让张自力也成为吴志贞的下一个牺牲品，但就电影剧作而言，刁亦男对于结局的处理，却并没有偏离整部电影所架设的逻辑轨道：既然我们愿意相信“活死人”梁志军可以为爱付出一切，那么我们也应该确信，吴志贞在被警察带走时，看到车窗外肆虐的白日焰火时，已经决心和以前那个“想逃逃不掉”的女子划清界线。

《白日焰火》不同于套路化的侦探片，刁亦男始终避免用直白浅露的细节，来刻意渲染案件的戏剧性，这和有着极简主义气质的剧本完全一致。《白日焰火》几乎没有浪费的镜头，每一个画面都精确地释放出导演所要传递的信息，有时，你会觉得叙事过程中似乎出现了被故意留白的断裂地带，但事实是，在之前的铺陈中，导演其实已经悄然植入暗示和交代。譬如，张自力第一次收到“神秘人”送来的车牌号纸条时，颇让人费解，但之前有一个手握方向盘向右转的特写镜头，已经说明一切。诸如此类的线索跳跃、场景转换等等，在片中比比皆是，但它又并非“不明觉厉”。因为“不明觉厉”暴露的往往是导演的表达无能，而《白日焰火》却可以在各种点到为止的细节中，突显出整体布局之精妙。

影片的生冷面貌，还呈现出一种黑色电影的风范。黑色电影常以冷酷的杀手、内心纠结的侦探以及魅惑无边的蛇蝎美女为标配，在诡谲肃杀的气息中，犯罪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客观而言，中国内地导演对于黑色电影的尝试并不多见，程耳的《边境风云》和宁浩的《无人区》，多多少少具备了一点黑色电影的特征，但它们都没有《白日焰火》如此明显。一般说来，黑色电影中，黑夜的场面相对较多，无论是内景或外景，总给人以阴森可怖、前途莫测的危机感；在摄影风格上，深影和阴沉的影调，勾勒出一个梦魇式的幻觉；此外，黑色电影的主人公们，在道德上总是具有双重以上的人格，失望而孤独、最后在相互斗争中找到归宿，“叛逆”是他们的标签。可见，《白日焰火》是一部极具黑色电影特征的作品，而在视觉处理上，除了忧郁而粗砺的基调之外，导演还借用夜景中的灯光来辅助每一场戏的情绪，霓虹灯和铁道边的昏黄路灯，映照在人的身上，也暗示着他们内心的困惑和迷茫。当然，刁亦男的影像风格终究克制，若是玩到《唯神能恕》那般疯魔，效果势必跑偏。

《白日焰火》赢得金熊奖，并不是一件令人讶异的事。这并非马后炮式的论断，也不是否定《青春年少》《布达佩斯大饭店》等同样优秀的竞赛片的成就，而是《白日焰火》从里子到面子，都契合了柏林电影节一贯的审美偏好——过于考究、突出视觉奇观的电影通常不受青睐，柏林影展获奖作多半给人以粗砺、冷峻的质感，人物都常常陷入完全无处可逃、被各种遭遇所压迫的境地，并且，电影在讲求故事性的同时，往往还需要搭建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角色的生存状态可能无关政治，但一定要和某一地域文化背景产生交集。

《白日焰火》在“柏林品位”上几乎做到极致：即便故事千差万别，但它和前几届金熊奖得主的品相却异常相似：伊朗的《一次别离》是两个家庭围绕利益和谎言掀动的道德风暴；罗马尼亚的《孩童的姿势》说的是一对母子在横祸降临后的疯狂交战。两部电影的影像风格都达到“大巧若拙”的境界，每个角色都很难用好与坏去判断，尤其是站在各自立场上去观察时，总能从可恨的人身上找到被同情的元素，这与《白日焰火》何其相似？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一个角色让你清晰地表达爱憎。张自力是中国银幕上的一位非典型警察，你可以肯定，职业赋予他的正义感不容否认，但从执行任务时发生的意外、到无以复加的沉沦；从被干洗店女人吸引，再到“立功”后的满腹愁思，他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令人信服的个性。甚至，从这个男人身上，还有着一种难以琢磨的动物性。而最惊心的，还是在面对女人和职业认同的困局面前，他选择了后者。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导演某种程度的妥协，但客观来说，张自力选择让心心念念的女人接受惩罚，并且倔强地用白日焰火来宣泄痛楚、仿佛给予彼此希望，委实提升了电影的况味。

廖凡因扮演张自力而获得柏林影帝。就一般推理片格局来说，张自力应该是线索人物，隐藏在幕后的罪犯应该更出彩，但刁亦男对张自力这个角色的倾斜，让廖凡爆发出了积攒多年的演技能量。有评论指出，廖凡在片中缺少一场足够分量的重头戏，比如大特写长镜头之类，但实际情况是，廖凡的肢体语言，以及有限特写镜头里的眼神、台词的语气拿捏等等，都渗入到了角色灵魂中。张自力这个角色，很容易让人想起《冰血暴》里费兰西斯·麦克多曼德扮演的女警察，你找不到她的“演技”在哪，但她获得了奥斯卡影后，影评家罗杰·伊伯特说：“勿须多言，看完电影后，你相信她是一个女警察，就够了。”廖凡扮演的张自力，你能清楚地觉察到他的怨恨、孤独、恐惧，以及滔天的性欲，当然实至名归。

在推理电影中，所谓处在正义对立面的人物，常常更加惹人关注。《白日焰火》中，一对潜伏在东北老城的夫妻，充满了危险的吸引力。桂纶镁扮演的干洗店女店员吴志贞，和评论界所描述的“蛇蝎美人”并不相同。什么是蛇蝎美人？《双重赔偿》里的芭芭拉·史坦妃是，因为那个女人勾引男人主动出击，骨子里的攻击性一眼可辨。而本片中的吴志贞，走的并不是这一路数，她的美并不带有致命的挑逗性，周围的男人基本都是主动上钩，而这一局面造成的结果，就是她被动犯罪，从而造成层层累积的悲剧。吴志贞实际上比毒辣的芭芭拉更加复杂，她沉默、拒绝、沉沦、背叛，和每一个男人相互伤害，当她被梁志军从牢狱之灾中解脱之来后，她陷入了更大的、看不见的囹圄之中。她可能感激梁志军，却又未必继续爱他，她爱上了张自力，却又必须利用他，来摆脱自己被钳制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她的毒，是不露声色且登峰造极的，但她的可恨又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可怜。《白日焰火》在女主角身上赋予的复杂性，让整部电影没有流于浅俗的欲望争斗，实为难得。

桂纶镁扮演的吴志贞，在形象和气质上，就像被牵进居委会的那匹马一样，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并且处于被所有人抛弃的局面。但是，台湾女人演东北大妞，正是电影试图呈现的角色效果——她纤瘦、白嫩、看上去恬静自然，在糙爷成堆的城市角落，她是那样特别，连性无能的干洗店老板，都试图吃她豆腐。这样的女子，将剧本中的吴志贞活了起来。桂纶镁的演出冷静到让人窒息，比其获得金马影后的《男朋友女朋友》更让人印象深刻。

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张自力和吴志贞身上时，另一个苦苦挣扎的存在，却显得阴暗卑微，他为爱付出一切却只换来背叛和死亡，梁志军人生的悲剧如此彻底。刁亦男并没有给王学兵扮演的梁志军多少戏份，短短几次出场，寥寥几句台词，简单乏味地如同他的藏匿生活。然而，从吴志贞的描述中，一个无怨无悔的替罪羊形象已经非常清晰。我们无法从狭小逼仄的出租屋中揣测出他们曾经有多相爱，有多少次跟在吴志贞的身后，用冰刀刻出妻子滑行的道路，但却从那只悄然伸到腰后，又不敢搂下去的手，读懂他对妻子的爱，也只有那声枪响，才让他从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解脱出来。

梁志军和《嫌疑犯X的献身》里的石神颇为相似，他们都用极端的方式来守护镜花水月中的幸福，也正如“白日焰火”一般，绽放了也没人可以看得真切。不过，单相思的石神对爱更加奋不顾身，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爱的人一切安好，而梁志军却不愿就此离开，宁愿做一个“活死人”也要陪伴在妻子身边——他困死了吴志贞，当然也困死了自己。梁志军和石神哪一个更可信？答案不言自明。

《白日焰火》之所以充满了一种迷人的气氛，还得仰仗于刁亦男对于影像、配乐以及音效剪辑的敏锐。这部电影似乎有两个潜在的角色，一是哈尔滨这座城市，二是难以忽视的来自空间的声音。在刁亦男的镜头中，哈尔滨并不一座繁华的大城市，人烟稀少的隧道，破落的旧民居，空荡荡的滥尾楼，都让人感到窒息和压抑。当张自立和吴志贞出现在摩天轮上时，“白日焰火”的霓虹越耀眼，周遍的黑暗便越浓烈，静谧肃杀的城市，就像每个角色的内心一样，隐忍着什么，似乎永远找不到出口。

在以暗夜为基调的画面中，各种声响也不时钻入耳际——每一次相遇、冲突和转折，都会伴随着不经意的汽笛声、铁轨声、货车声、甚至来自隔音效果很差的影院的声响，而在最重要的跟踪戏中，风声和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都足以调动起观众的感官。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经过刻意设计，但出现时机却十分准确，可以说，刁亦男对环境声的捕捉和植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配乐的功能。在影像风格上，《白日焰火》有着独立电影的粗砺之美，但用镜却非常考究，穿过隧道的一片雪路、以主观镜头拍摄的汽车跟踪戏、张自力跟踪吴志贞时的空镜衔接，都让影片充满了逼真的现场感，并隐藏着耐人寻味的隐喻感，足以让文艺青年和考据癖们仔细研究。

噢麦，我的天爷上帝佛祖呀

HBO终于将这部神剧再次带回给观众了。

要知道，上一季后，这一等就是三年之久呐。

《巴瑞》第三季

Barry

【详细】

14361415

个人评分：6.8

很多人只看个预告片就说印度电影赶超了我们，哪里赶超了？特效还是剧情？我只能说，别吹了，一般般而已。

优点是有的，那就是很多人吹的特效，是可以，但没那么好。这部电影特效五光十色，眼花缭乱，根本没有什么细腻的特效细节，只能说特效大气，比较宏伟，但特效多么多么好，真不至于，只能说还行。电影中有几段追逐戏还行，有点那味，还可以。在人物塑造上，一个字就能概括——“爱”。男主和女主的感情线极其迅速，极其地多，全片至少三分之一都是男女爱情戏，甚至最后大决战都是因为爱拯救世界，“没有比爱更厉害的武器”。大boss根本没出场，直接把boss安排到了彩蛋作为续集悬念,只能说离谱。整体剧情上就是标准爽文商业片：男主被卷入纷争，自己不愿承担责任，然后发现自己父母和“梵天法宝之战”有关，然后逐渐转变心意想了解更多，开始修炼升级，发现自己是几十年前梵天法宝之战大boss的儿子，最后用爱拯救世界。只能说是极其套路爱情＋爽文剧情，大决战也是几乎没有，一个“爱”世界就和平了。

总体来说，特效还行，剧情稀碎。印度电影赶超我们这样的言论收收吧，你也没举例子啊，赶超上海堡垒，那我是认同的，赶超流浪地球，那还是省省吧，别来踩国产捧印度了。多看看电影吧，提高提高阅片量就知道，这片，吹不了。

此剧推荐看，情节嘛我主要是恋爱情节的，还不错，美美的，轻松愉快。女主演得挺可爱的，男主属于第一二三眼看一般，看着看着渐渐有了魅力，把霸道总裁理想型演绎???让一众姐妹过了瘾。两人的??情节有许多细节特写，看得人心里美美哒……也有很多幽默情节，通过细微的表情展现的，两位主角的演技还是很在线的

这部的剧情就和《魔王》一样拖沓，而且复仇的计谋上还不如魔王精妙，相比之下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卡司了，而且没有加太多多余的煽情角色。

1，男二的存在感被严重削弱了，总的来说就是不够暖也不够坏，对剧情而言毫无推动作用。可能男二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男女主更加虐恋一些吧……

2，剧情进展太慢，男主只会对小BOSS玩阴的，遇到大boss爷爷毫无办法，拖到最后一集好不容易靠女主和杀手留下的证据意外扳倒爷爷，却被遗留的小兵反杀了……

3，巨人饭店的吉村会长早就手握文件却只是任由事情随意发展，而且为了利用男主帮他复仇也说不通，按理说12年前他就已经是有权有势的大会长了，男主能查到的他会查不到？

4，爷爷这种欺世盗名的角色设置很好，但无法理解他为何要连自家的儿子和孙女也想要抛弃。这和韩剧里常见的坏得有理由的反派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5，女主全程焦虑。前三集小时候的剧情可以看出刻画了一种干练又智慧的女主形象，但自从女主意识到案件可能和男主有关时就再也无法淡定了全程焦虑到结尾。中间有一段女主摸摸手里的戒指放弃走进男主家，但没过几天又开始接受回应男主的吻了。那种干练的女检察官形象全无……人设有点飘忽不定

評

----------【劇情故事】----------

本劇第一季的時候確實還是略顯新鮮，但是到了s2顯然并沒有太多創新之處，而且又是中長度的喜劇，如果連續看起來顯然就覺得非常無聊了。

想要延續第一季的熱度還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別是對於這樣一個沒什麽太鮮明特色的喜劇而言。

----------【角色演繹】----------

雖然有八卦説是主角真的有了一段感情交往，劇中倒是演繹的尚可，并沒有太多因私交產生的瑕疵部分。

----------【配樂，服飾，道具，場景，特效】----------

##

原载http://artforum.com.cn/column/9400从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大酒楼》到最近第六部的《痴》，邱炯炯的创作主题与美学已清晰地积累并发展成为一套极为独特的方法论。自始至终他致力于为“小人物”（邱炯炯语）做影音肖像，而他所定格的小人物，往往是无法进入历史的，或者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的主体。这是一个颇为七零后的生命样式，邱炯炯既不像成长在极左年代的前辈胡杰那样有着把握历史总体性的企图，也不像成长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后辈（譬如毕赣）那样着迷于消散历史实体的形式实验。90年代之后的社会被愈加单一的秩序支配，在历史感的消失成为普遍经验的当下，邱炯炯追随着一个个口述者，在天马行空的音画搬演与重构中试图接近参与历史的可能性，接近那些主体与其行动尚未失去关联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执着让邱炯炯跳脱出一般意义上传记型纪录片的时间维度，正如《痴》片一开头便宣告了主人公张先痴人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张先痴，男，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八零年八月收到平反通知书被无罪释放。”——尽管《痴》片主要着墨的是张先痴在23岁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成长故事（bildungsroman），入狱身着蓝色劳改服、由张新伟扮演的青年张先痴形象非但不是叙事的终篇，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穿梭在时空中的，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断地出现，扛着工具，拖着步子，干扰着影片的线性叙事，频繁地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先痴擦身而过，在好几个“伟大领袖”附近现身。小人物试图参与历史的行动注定无效，而这个徘徊着的幽灵一次次将“然而行动无效”转化成“即使行动无效”，张先痴也在曲折前进的编年史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他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罢课，与他眼中腐败的国民党将官父亲断绝关系，成为解放军一员，他追求爱情，他写作。采访镜头里年逾八十的张先痴本人在回顾前半生时依然饱含生命能量与意志， “痴”在这里既是表像又是隐喻。影片交织着多重的叙事时间性，有老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口述，有邱炯炯本人和其他表演者演绎的取材自老人自传文本的旁白或独白，有毛笔字字幕交待的大写的历史背景，这些复杂的叙述机制让影片得以在主观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灵活切换，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和历史的辩证法：人物既囿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又有反身评述历史的能力。我在过去的论文中曾提出，邱炯炯或许是第一个直接回应证言（testimon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关系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1］。在他的纪录片《彩排记》中，曾经的川剧演员“花脸爷爷” 在一段长达三分半钟的片段里用方言回忆过去，他的口述如此不清以至于只有零星几个词语能进入字幕，他的口述状态而非内容进入了特写镜头。到片段尾声，戏曲画外音响起，老爷爷声音被完全隐去，此举更加凸显了他在口述时面部表情的艰难与痛苦。在《痴》中，张先痴初次从大字报上得知父亲被处决时没有伤心，因为他相信“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有一次，张先痴在医学院解剖室见到堆叠的尸体，从同学处得知其中多数是被枪毙而无人收尸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里面，当然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们重着摞着，我想万一有一个是我爸，怎么办呢？我在停尸房里面想到我父亲如今竟然死得这样惨，死了还要被划开看，所以我就突然哭起来了。也是因为这福尔马林的刺激，所以我的哭也很容易被遮盖住，一般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哭。那个时候，如果是因为阶级敌人死了而哭，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擦擦眼泪，就跟同学说，狗日的福尔马林这种药水，太整人了，眼睛简直受不了。”大字报一段有邱炯炯用普通话念的独白，配以搬演展示情节。而解剖室一段口述，我们只能听到张先痴的四川话，画面则是超过两分钟的黑屏。这个片段再次挑战了我们在遭遇历史见证者之前对他们所持的观念。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位历史见证者能否简单地被看成编年史的一个标示（index）。它拷问了影像记录口述史这一形式本身，以及给历史赋予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阿甘本指出，证言本身是一种关系，处于言语（speech）的可能性和言语的确实发生之间，证言的存在必须与言语的不可能性建立关系［2］。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它必须包含不存在的可能。邱炯炯风格化地强调了见证者言语的偶然性，展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历史性，它不仅仅试图修复被主流历史编纂排除的内容，还拒绝主流历史编纂本身的形式和依据。在邱炯炯看来，“福尔马林药水掩饰哭泣”一段口述，是不可承受、不可再现、不可想象的内容。对这一内容的视觉表现必然让影像远离记录片的展览性（exhibitionality）反思空间而重回暴露性（exhibitionism）的滥觞。与这段口述的处理方式相对应，他的搬演，或称情景再现（reenactment）场景完全拒绝了自然光、外景、全景镜头和同期声等纪录片本体化了的形式，进一步与记录片的证据式展示方法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头部特写采访（talking heads）片段常切入各类视觉档案（俗称B-roll）以支撑被访者的口述内容，最早记录片里搬演的发明（《细细的蓝线》）起到的也是B-roll的作用。而在《痴》的摄影棚世界里，戏剧形式凸显的是对戏剧性的克制，往往画外音描述着事件对人的冲击，搬演场景里却鲜有事件或行动的发生，主演们多在徘徊踱步，或等待，陷入沉思，或从事着吃饭，晾衣服，浇花等日常活动。它们展现的不是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王兵的《和凤鸣》那样对现实时间的记录，而是带有人物情感重量的主观时间。如果说《和凤鸣》以极简的长镜头观念性地连接起了历史人物和绵延的现在时态，那么在《痴》的搬演中，过去和将来皆不可望不可及，历史人物似乎被永远地悬置在阴暗而大雾弥漫的“另册”历史梦魇之中。《痴》不仅揭示了书面语和口语作为证言的差异，也揭示了记录片的展览性与暴露性的差异——区分这一点是如今评断纪录片形式化有效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理解《痴》片虚构部分的前提。影片中形式最为复杂的搬演场景创造了全新的影像形式，也呈现了独立纪录片在面对当下时的可能与困境。我无意在本文对《痴》的形式探索作出周到的评论，但希望《痴》的文本及其现象能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影像形式与历史经验的关系，并思考在中国独立电影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还能够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表达历史感觉，以及怎样看待纪录片的可能性与限度。［1］ 江萌，“从哀歌到狂想曲：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想象”，《中国独立影像》第12期，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2］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第145页。（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City: Zone Books, 2002.

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