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在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经历了它的顶沸时刻之后，大陆中国社会似乎陡然地遭遇到一个清晰、却轮廓不甚分明的终结。仿佛在一夜之间古老的中国与现代中国已相背而去。不堪重负而万古岿然的黄土地，似乎蓦然成了为“蔚兰色文明”所包围、所侵袭、所裹携的一块巨大的“漂流的岛屿”。这一终结感预示着一个久已延宕的民族新生与开端已然临近。于是，大陆文化再度经历着那为过多的话语所构造、所缠绕、因之而无名的期待。弥散在这一个世纪末的并不是沉沦与颓丧，而是一种浸透忧患的狂喜，一种升腾的热汽球般起浮、曳动而又岌岌可危的期盼。新世纪是一个为权威话语预定获救的日期，一扇赫然洞开而唯恐不及赶到而关闭的伊甸园之门，一个中国大陆终于被地球村所接纳或彻底开除其“球籍”的日子。这个历经百年而韵味常新的期待作为一个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和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似乎汲取、或曰榨干语言的意义系统，使自己成了唯一的、硕大无朋的所指，并藉此组织起一场能指的盛宴。雄辩而忧患的精英文化徘徊于一个空洞而巨大的启蒙命题面前；文学寻根派与影坛第五代则因失落了他们的物恋对象而悄然沉寂。于是，1988年，这一为形形色色的话语乌托邦与暧昧不明的过渡色所笼罩的年头，充斥着一种喧嚣中的寂寂。似乎在这世纪性的终结与开端之间，遗落了一块拥挤、喧闹不堪的空白。在新的开端到来之前，历史似不再伸延。此间，崔健一曲响彻全国的《一无所有》，除却宣告了中国大陆都市摇滚的诞生外，同时宣泄了这种焦灼而匮乏的心态。

在这一饶舌而失语的年头中，失落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不甚情愿地转向城市。显而易见，只有城市才能够成为并已然成为铺排那一能指盛宴的恰当的舞台。一如老中国历史循环的剧目宜呈现于黄土地、红土地之上；现代的中国将在世界性的大都市中开设它的假面舞会。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的城市已在悄然的扩张和兴建中崛起，都市文化和形形色色的城市通俗艺术已在不期然之间充满了都市空间，在超载的铁路、公路和公交线上已开始塞满了涌入城市并流转于城市之间的人流。“必要的”能指已然出现。八十年代后期，第一批具有现代都市文化意义的影片沸沸扬扬而又分外寂寞地出现在大陆热切而盲然的期待视野中。不再是工业空间作为现代城市的提喻，不再工人、辅之以知识分子作为唯一得到指认的都市人；夕照街、棚户区式的都市村落，似乎陡然从大陆文化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立交桥旁的摇滚（《摇滚青年》）16，巨型万宝路广告牌下、蝼蚁般涌动的“后工业”的人流，十字街头的震惊体验（《给咖啡加点糖》）17，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徘徊于灯火明灭中的孤独的个人（《太阳雨》）18，是城市阴影中的罪行（《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19。这是一次指认中的误识﹕“中国”已难于辨认。仿佛一夜之间，大陆城市已完成了世界大都市无名化的历程，而这大都市中充塞着“孤独的人群”。中国大陆似乎已成为一个完善而可悲的“他人引导的社会”。仿佛老中国已成了一阙遗落的旧梦；燃起纸船明烛，并不是为了送别历史的幽灵，而更象是一场盈溢着狂喜的追思。这一时期的城市电影正有力地参与制造或曰分享着那一社会性的集体幻觉﹕中国正在、或;已然加入了那一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世纪末的历史性起跳，将完成并完善这一历史进程。而对这一指认/ 误识的指认/误识则更为清晰有力地论证着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的降临。

然而，为那一集体幻觉所遮蔽，这一指认之指认者所忽略的，是这一中国的世界大都市表象，固然已不复为美丽的景片，但它更类似豪华的空屋、虚置的舞台；这一能指的盛筵并非一幅完整的都市景观。其中现代大都市无疑成了影片真正的主角，而除却作为都市景观之一部的无名的人流，影片中的人物——都市人却仍呈现为微妙的在场之缺席者。尽管他们分享着现代都市文化的能指﹕他们是摇滚舞者，是个体的广告制作人，是时装模特；但他们却是都市中的异类，生存在一片水土甚不相宜的现代环境之中。这是些疲惫、焦虑、彷徨无着的寻觅者。仿佛他们是老中国的遗腹子，无奈地被逐出了稔熟的传统世界。他们绝望地寻找着归家之路，或梦想在来自乡村的修鞋女（“上一个世纪的女人”）身上找还往时温馨。在这些影片之中，现代的世界、现代的都市仍在未来式中被归属影片中的年轻一代，而我们的主人公只能隔膜地投注其羡慕的目光。这便是《给咖啡加点糖》中，当小弟端坐在电视机前，为大洋彼岸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坠落而无声流泪时，主人公刚仔却在昏暗的背景中鼾声大作；这便是《太阳雨》中优雅但身心交瘁的亚羲在马路的另一侧近乎敌意地注视着生机勃勃的孔令凯快活地走去；现代社会、现代主义只不过是街头少女无意中溅染在龙翔裤角上的一抹广告色（《摇滚青年》）。他们的出演不曾填充这一现代都市空间，相反映衬出这一空间与文化的空寂。于是，1987年的城市电影在为那一集体幻觉提供了逼真表象的同时，暴露出这一景观上纵横裂隙。

“空荡的”现代都市在仍呼唤着“新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地需要一点儿魔鬼。”于是，王朔恰逢其时地得到命名，（事实上，王朔小说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成为一种未被命名的流行，但知识界始终对这一陌生而可疑的作者及作品保持着矜持的沉默），成为八十年代末那一不无沉重和焦虑的狂欢节中一个必需的丑角，王朔的顽主们恰到好处地占据了这一寂寞、空洞的舞台，携带来一词组词施虐式的喧嚣，一份骚动不安的亵渎。于是，作为中国的“嬉皮士”/“痞子”，王朔补足了这幅中国正在并已然走向世界、同步于西方的乐融融的景观，加强了美丽的新世纪在望的意识形态幻觉。然而，至少在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现象，与其说是这一文化/ 意识形态幻觉的制造者，不如说是刚好是这一幻觉的受益者。同步于世界的幻觉，使得现代西方成了唯一的范型，一个必需在参照、模拟中获得语言与命名的语境。因此，一个误读式的命名（以激愤声讨和狂喜称誉的形式），使王朔成了大陆世纪末的达达，社会与文化的叛逆。在社会性的命名与反命名的尴尬之中，王朔沸沸扬扬地成为一种流行色，一种玩世不恭的媚俗时尚。其反文化的玩世姿态和变权力话语为垃圾的叙事/反叙事能量，使王朔成了一种“现象”，一个当代中国大陆都市文化的重要能指。王朔成为了一种流行，却无疑不同于琼瑶、金庸之在大陆的流行；如果说王朔毕竟也贡献了一份抚慰，那么这却是一份创伤性的、或被虐式的抚慰。王朔是一类叛逆，但他所成就的却显然不是任一种先锋艺术；无论是他的谐谑，还是他的纯情；无论是他的矫情，还是他的挚情；无论是他的调侃，还是他的 “精神鸦片”20；都只是制造了一种终归老少闲宜的通俗，一种圣诞树式的色彩斑烂、又一文不名的热烈。王朔现象的出现似乎成了一次震惊体验，志识着一个文化断裂带的出现。一如现代艺术展上，行为艺术家的枪击事件为这幅陌生、邪恶的现代景观加盖了乐观的认证印记。历史感在消融。王朔之为“写字个体户”，似乎以他对其作品的成功促销，轻而易举地宣告了经典意识形态的终结。王朔的声名狼藉的顽主们，似乎指称着在无名的大都市中自如的游荡者。

事实上，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现象”的出现，确乎伴随着一场现实的、而非想象的“文化革命”的命题；所不同的是，他与黄建新之《黑炮事件》采取迥异的角度。人们似乎在王朔的“千万别拿我当人”的宣言中发现了他的嬉皮士或达达味道；但尽管不同于阿Q，但这却无疑是在一种极度的自轻自贱中张扬着别一样的自尊自恋。而后者才是王朔之真义。所谓“千万别拿我当人”，当然不意味着自绝于人类，与禽受为伍；更不意味着自我放逐于现代文明，以自虐的方式流浪于都市的边缘；王朔之所谓的“人”，乃是特定的文化编码所规定的“人”，一套传统的关于“做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系统。“千万别拿我当人”，旨在标榜他的顽主们是一种“新”人，一种为传统价值体系所不容、不耻的“新”人。其亵渎所在是“人”，非“我”。一如在王朔称之为调侃或纯情的作品中，顽主们不断被他人、尤其是作品中纯情的女性指称为“真人”、甚或“散仙”。与其说王朔是一个非秩序化的反英雄，不如说他是另一种秩序——拜金秩序的实践者与吶喊者；与其说他是一个边缘化的“散仙”、“真人”，不如说他更接近于那位唯物主义的半神、一个商品社会的成功者——大神布郎。事实上，王朔现象是一抹宽大、不无骯脏的杂色，是当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文化/反文化的症候群。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王朔率先成为了一种流行，但显然不同于此前流行于大陆的琼瑶、三毛或金庸，如果说王朔同样给出了一份抚慰，那么这却是一份施虐/ 被虐式的抚慰。王朔的魅力首先在于表达，一种亵渎式的表达；这并非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而是让高度程序化的、特定的权力话语在他的顽主口中语词施虐式地倾泻而出，使这些具有特定所指和语境的话语与王朔的叙境和话语主体构成反讽式的冲突；正是在这一冲突之中，原有语境中的神圣话语变成了一文不名的垃圾与滥调。王朔的达达意味和市井气十足的狂欢正是一场语词与亵渎的狂欢。然而，王朔并非如人们所指认的那样，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的抗议者，他不是、也拒绝如此这般地“拿自己当人”；他所面对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如说是凭借旧日的权力话语系统一度神圣的常识表述；王朔现象与其说是因其反叛者的拒绝姿态而呈现出的社会边缘、或曰次文化，不如说他只是社会变迁与意识形态更迭之际的一个丑角与畸胎，一次不无绝望的入主努力。与其说王朔现象意味着经典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如说是一种（至少在80年代）经典的意识形态实践倒更为恰当。王朔之流行，王朔现象之成立，正意味着一种新的常识系统的兴起，已及它对中心、主流位置的觊觎。

王朔之为中国的达达，其怪异处之一，是王朔小说之形式并不具任一种先锋或反叛的形态。相反，王朔小说的形式是颇为流畅、工整的；换言之，他始终恪守着十分传统的、闭锁叙事形式（所谓“我还是愿意按小说中的情节逻辑走，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看懂的东西。”21）王朔的游戏正在于将有别于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意义结构得体地嵌入传统的叙事形态之中。如果借助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似乎更容易辨认其对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在王朔8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中，行为主体大都是“生着一张干净脸儿”的顽主，那是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家庭或社会网络的街头游荡儿。而其中大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社会的发送者——权威的指令者消失了，行为主体本人的欲望与意愿便是他自己行为全部依据。不仅如此，行为主体同为受惠人的扮者——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归于自己。叙境中的女性及相关的“爱情”故事，主能充当帮手或敌手阵营中的走卒，构成一个括入组合段，而非欲望客体（即使在他的“纯情名篇”《浮出海面》中亦如此）。王朔小说叙境中真正的、唯一的欲望客体只是金钱——一笔横财，一份介乎于合法与非法缝隙间的获取。而本文中敌手则可见、或不可见的、社会幽暝处的恶势力。与王朔的顽主们不同（他们“没有抢劫走私没有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法，我们只是一群不安份的怯懦的人，尽管长大却永远象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22），那些敌手才是真正可以杀人越货的歹徒。正是这一特定的动素模型的组合与旧有社会语境的参照，将王朔的顽主们定义为一种反英雄，一种并不新的“新人”——伴随着大陆都市化，商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者。王朔80年代的小说是一些关于欲望的故事，不过那是些关于物欲的故事，那是些将利比多投向商品与金钱的物神崇拜的孤独者。也正是这一动素模型中的敌手——真正的恶棍与不法之徒，将王朔的顽主们摒除在反社会、反秩序的一群之外。如果说王朔小说的语词奔溢与施虐，他的市井气的狂欢毕竟带有某种反秩序的特征，那么这只是有限定、有前提的反叛。它是对大陆中国政治色彩浓重的传统、道德、价值秩序、常识系统的恶作剧式亵渎，所谓“麻着爪儿玩回心跳”23；而其真义恰好是一种秩序化的行为﹕将商品社会的行为价值体系合法化，常识化。因其如此，王朔的顽主们绝少真正击败敌手，占有并保有那笔被追逐的横财（《橡皮人》24或许是其中恰当的一例）。事实上，在1987— 88年，面对着奔涌而至的商业化大潮的“一浪”，面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表象和经济、文化渗透的现实，王朔的顽主们并非这一挤压力的抗议者，而是在一种闹剧式的喧嚣——“起道哄”中成为这挤压力的一部分。王朔之为边缘，并非出自边缘人的自居与反叛，而只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事实上，只要商品经济尚未成为中国大陆的主导经济，顽主们就只能屈居边缘。毕竟，王朔的顽主恰逢其时地出现并得到了命名，终于填充了那个空荡而寂寞的都市舞台；在补足了那幅“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集体性幻象的同时，王朔之顽主的真实身份——老中国的不肖儿、文化大革命的遗腹子，正在不期然之中消解着这幅妙不可言的现代景观﹕仍是未死方生的中国，未死方生的都市。王朔小说仍是不甚成器的“现实主义”之作，一如他不无“谦逊”地承认﹕“我不过是时代的秘书” 。

然而，事实上成了王朔现象命名式的王朔电影（1988年，又称电影王朔年），却远没有王朔小说这般单纯。在1988年，颇为引人瞩目的四部王朔电影26 中，与王朔小说成为和谐的小狐步舞伴、成为佳联偶句的是米家山的《顽主》。影片的片头段落出现了喧哗、纷乱的大都市街景，伴着流行歌手王迪的调侃式的劲歌。而这幅生机勃勃、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市谐谑曲并不象其它中国大陆都市电影那样，只提供了一具悬浮的、空荡的舞台，一张足以乱真的现代景片，而成了叙境中的一　喜闹剧——三T公司出演的一方乐土。与其说这是一部终“实于原作的改编”，不如说这一“电影版的王朔”，正是在对小说《顽主》的延伸部凸现了王朔的意识形态真义。影片构造了一幕小说中略写了的“三T文学奖”的发奖仪式；正是这一场景，成了当代中国大陆的杂陈的主流话语的大甩卖与活报剧。在一个喜闹剧的格局之中，以电影的话语形态呈现了王朔式的语词亵渎与语词施虐。伴着颇为深沉的音乐和着比基尼的女子健美表演和时装表演者的行列，交错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关于历史的、革命经典叙事的原型形态﹕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挽着民初妖艳的时装女子（关于民主革命与“复辟”势力的话语）；头蒙白毛巾的持枪农民，押着一个日本军官（关于^_^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着将校呢军服的国民党军人（关于1949年^_^人在大陆的必然胜利）；梳羊角辫、着旧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大字报，怒向老地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情境）。于是比基尼们便与和神圣的“官方说法”的同台并置。不仅如此，随着音乐节拍的渐次加快与渐次轻佻，这台杂烩式的演出终于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Disco欢舞﹕前清遗老与比基尼携手，^_^与国民党军人执手言欢，红卫兵与老地主共舞。于是，此场景的意识形态意图便昭然若揭﹕它无疑是在调侃与亵渎中消解着权力话语的神圣与历史的深度模式，同时在宣告权力朝向金钱的转移。而取代了原小说中的泡舞场、搓麻将的段落，影片的情节链条将“三T公司”非价值化的一味的闹剧伸延为喜剧性的价值行为。当于观、杨重、马青围起油布围裙，在医院里代尽人子之责，而患者一家数十口人坐在三T公司要吃要喝时；当于观“义重如山”、毅然决定做替身演员、赚钱拯救公司于危难时；较之于叙境中的全部社会好人物﹕庄严的德育教授、老革命的父亲、“《挺进报》”的儿子、道貌岸然的肛门科医生、街道居委会的老太，王朔的顽主们无疑成了更真挚、更有道德的一群。影片本文便以反秩序——坑蒙拐骗、游手好闲始，以新的秩序化——“职业”道德感、个人奋斗、“诚实”劳动终。影片中元社会的负值呈现显见参照出顽主们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的正值存在。影片的结尾处，在顽主们的视点镜头中，出现了被迫停业的三T公司的大门，门前等候的顾客排起了长长的队列，这无疑成了一次元社会的认可式。它在叙境中完成了现实中难于实现的价值体系的转换。也正是影片本文结构的完整之中，米家山添加了王朔小说所不具的想象性的完满，将人们附会于王朔的集体幻觉呈现为影片的本文肌质。

而其它三部“王朔电影”所呈现出的文化症候群，则比《顽主》更为繁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事实上，即使在第五代导演之中，黄建新也是极富社会使命感的一个。而对于一个富于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说来，他别无选择的现实立场便是对社会“进步”的信念和执行社会批判的责任；这种立场与位置的先在，已确认了他与王朔之顽主们的格格不入。然而黄建新们的困惑，在于置身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置身于改革/变革的大陆社会，同时囿于“世纪之战” 的集体幻觉与话语之网，他们的社会/人类进步信念决定他们“必须”认同于王朔，因为后者无疑成了关于现代中国、现代都市的重要而有力的能指；是顽主们填充那昨空城，完整了中国同步于世界的那幅奇妙的景观。但是，黄建新们的社会批判立场与责任，决定了当他们瞩目于现代/商品社会时，不可能无视盈溢其中的个人主义的孤独、疏离、无名无助、与必然和拜金主义伴生的暴力及罪恶。但五四文化精神——科学与民主、或曰进步信念的自觉承袭者，黄建新们拒绝因一己的疑虑而动摇他们对“撞击世纪之门”的投入与行动。于是，黄建新选择了王朔，却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布满裂隙与结构性自相矛盾的电影本文。首先，他在《浮出海面》这个王朔的颇为自得的“纯情”故事添加了主人公石岊倒卖批文、谋得巨款因而遭人敲诈的情节主线；并为这个顽主的世界点染一份绝望的痛楚和阴冷，而这份阴冷刚好来自于顽主们所钟爱的舞台——现代社会空间。影片中最为精彩的场景是地铁站中石岊和于晶的游戏、及美术馆里石岊和敲诈者的周旋。两个场景中巧妙的机位选取及娴熟的主观视点镜头的运用，将富丽、坚固而冰冷的现代建筑空间呈现为一处处颇为恐怖的迷宫，在都市的人流中、在不可见的角隅处似乎处处潜藏着威胁。尤其是在后一场景中，敲诈者身着全身黑皮衣、黑色的摩托头盔，放下的深色面罩上只有阳光扑朔迷离的闪烁；这一切伴之以急速地发动起黑色的豪华摩托，将这群歹徒呈现为极具现代色彩的非人形象﹕似乎这是群为邪恶势力所操纵的机器人或仿生物。于是，影片所呈现的这处世界化、无名化的现代大都市便与顽主们如鱼得水的老中国未死方生的空间发生了错位。它在成就、完满了那份集体幻象的同时，裂解着那份狂喜和乐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黄建新将原作中石岊因车祸而致残的情节改编为主人公被敲诈者报复性地用电钻钻穿了腿骨。事实上，正是石岊的腿在钻头下血肉横飞的特写镜头之后，影片的叙事与意义结构断裂为两截。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建新拒绝历史感的消散。或者说，其作品内在地需要历史感作为依托。只有参照着这一动态的历史进程，黄建新方能自如指认他的时代，定位他的人物，结构影片的表述。他因此而不可能真正认同于“爱谁谁”的王朔。深刻的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宿命”，决定他为《浮出海面》添上了一柄电钻，并在闪亮的钻头与血肉的人体相触的时刻，脱离了王朔顽主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捉回亵渎并试图逃离历史网罗的逃逸者，必须为顽主们注入一颗灵魂、些许痛楚，必须让这如鱼得水的一群同样成为“水土不服”者。自这一场景之后，影片叙境陡然封闭起来。石岊与于晶成婚，敲诈团伙伏法；不仅石岊、于晶在一个窗幔轻拂的新居中享有一对一的、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且石岊还充满厌弃、义正辞严地痛斥其日的的同类。但这尚不足以为石岊赎回灵婚，尚不足以表达黄建新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体味到的痛苦和疑虑；他由是而为影片《轮回》设计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在这一场景中，石岊满怀自我厌弃地与自己的镜中象面面相觑，而后挥动手杖击碎了镜子。他扳倒台灯，将自己的身影投在漆黑的墙壁上，那朦胧的影子显然不能使他如意。于是，他用手杖在墙上勾出一个硕大、粗壮的人形。而那力士般的身影刚好与现实中孱弱的石岊形成了反讽式的对位。端详片刻之后，石岊走上阳台，翻身而下。而在影片的镜头设计中，石岊之跳楼，与其说是坠向夜色中灯光闪烁的街道，不如说是怀着绝望的情愫扑向空中的一轮红月亮。不约而同地，叶大鹰也为“橡皮人”设计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杀结局。似乎通过这样一场象喻性的死，黄建新们为顽主设置了一个赎救式，在完满其使命感的同时，为影片叙事赢得了历史感。

然而，真实的历史感自有它浮现的方式。1989年，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本命年》27无意间成了八十年代的谢幕式。都市电影所负载忧患与狂喜的话语乌托邦，与李慧泉颓然倒下的身影一起消失于历史视野的画框之外。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有些人说看不懂，先大概过一下。 整体来说，故事讲的是Amanda杀掉了自己的马，让自己陷入困境 以此为借口让妈妈出钱把自己最重要的朋友（在最牛逼的学校）买回来，帮助自己。 其实是想借此机会来重新拿到Lily的友情。 而且是靠她自己赌博赚的钱（因为后面交代了她妈妈在化疗，...  (展开)

在家庭剧，宫斗剧依旧火热的当下小荧幕，在都市爱情和抗日情绪等持续不减的电视剧市场里，一部由曾再度创造了国内室内情景喜剧新高潮的导演尚敬再度历时十年精心打造的46集电视剧《小宝和老财》，已经开播。
尽管，这不是每集或几集一个小故事的激烈小品，却通过一个跨历史年代和诸多大事件背景烘托下而营造的连贯而完整的家族变迁和人物成长；这也不是极力正面表现抗日情绪和人民思想转变的宏大题材，却通过小人物小思绪小情感在客观条件的不断转变反衬出大时代的滚滚向前；这更不是所谓业内人士们为迎合市场而粗制滥造的圈钱之作，而是一众热衷电视剧艺术作品的台前幕后工作者们倾心打造的又一部精品。经典不经典，仍需时间考量，更需观众审视。但有一点是已经显而易见的，喜剧味儿浓郁的《小宝和老财》绝对值得一看！
导演尚敬也表示过，之所以再度于小荧屏上全力以赴，完全是看中原著小说中极具史诗范儿的特质。更想在这部46集长的剧集中展现出文字上的史诗之气来。或许，在经受住观众考验和喜爱之后，还会有该剧的续集再来。
说到史诗之感，很多人会想到诸多经典名著。《家春秋》是史诗，《林家铺子》同样也是史诗。《小宝和老财》里，卧底红军葛旦被上级安排假扮佃户郭小宝，在地主周老财坐拥“半城”之富的地界上，展开了一场场“金融大战”。原本只想过好日子保护好家人的周老财，在小红军的“入驻”，“苏维埃造币厂”的进驻，军阀的“混入”，日军的“侵入”……以及家人的转变，下人的或力挺或腹黑或离去或归来……的反复“折磨”后，逐渐转变为懂大义知凛然新社会的新人。期间，其又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的真实展现，也令这个时时都带出喜感和笑料的人物丰满有加！也让这一场融合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小计谋和大智慧，小人物和大时代的“民国喜剧”看点十足，笑点不断。
一向擅长喜剧的尚敬，此番的精心锤炼，再次将爆笑指数提高。以往的“尚式”搞笑风格再现，可谓用喜剧的形式诉说生活，针贬时弊处处得见，金句段子，方言荟萃。再加上尚式作品中常见的类型化演员等精湛的喜剧要素，一盘“复古”大餐扑面而来。
除了本就具备了“周身喜剧细菌”的男一号范伟，以及一人分饰两角的亦正亦邪的准一号毛孩之外。《小宝和老财》中的群戏效应更加明显和丰富。
可以说，鲜明的和丰满的，不仅仅是小宝和老财。时势造英雄的大趋势下，同样“时势造各路英才”。从“有头没脑”却能“笑对人生大起大落”的军阀曹家康；到穿着俗艳、举止粗鲁，是个找不清定位的“腹黑”丫鬟杜小枣；再到 “说话不过脑子”却能在关键时刻救老财于水火，又险些推老财入水火的独眼乌绿豆……每个人的表现都足以让你时而气时而恨时而同情，更让你爆笑不断。

剧情墨迹！！！墨迹！！！！真的墨迹！！！！！重要事说三遍！！！！！！演员演的挺好！剧情墨迹的我无语了，文不对题，编剧脑壳有包，墨迹的无语，本来还想好好追的，彻底让编剧给搞毛了，垃圾编剧，先去蹲墙根反省去吧！求你别拿你那剧本祸害演员还了，真是白瞎了那一群演员了！！！！！！！！！！！！！！！

因为实在太喜欢RDJ的东尼，来讨论下钢铁侠第3集中东尼史塔克「被安排」的心理困扰，关于东尼罹患的心理困扰，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焦虑症，有的说是恐慌症…

从东尼在戏里表现出来的几个症状：

(1) 时间点：经历过纽约大战后
(2) 失眠
(3) 听见关键词「纽约」、「虫洞」等，就会出现胸闷、冒汗等症状。
(4) 没日没夜的制作钢铁衣

看起来比较接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诊断：
(1) 成人适用。
(2) 暴露于真正的或具威胁性的死亡、重伤：东尼在纽约大战时，曾经直接经历具威胁性的死亡。
(3) 出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症状：东尼对于纽约大战时所发生的事，不由自主的感到苦恼，接触到相关字眼时，会出现不适的生理症状。
(4) 持续逃避创伤事件相关刺激：这个部份在戏里并未特别提及，但就算出现也不意外。
(5) 与创伤事件相关认知上的负面改变：东尼对于自己失去信心，产生「这个世界非常危险」、「我的能力不足以保护重要的人事物」，因此开始不停制作「钢铁衣」来保护自己与小辣椒。
(6) 睡眠困扰。

在电影里，编剧用一个简单的手法(小男孩的话语，重建自信)，直接「破解」了东尼的心理症状，但就我看来这样的设定未免太粗糙了。最近的超级英雄电影，开始兴起「帮超级英雄安排一个脆弱特质─心理困扰」的风潮，可惜这样的铺陈设定，通常都只有锦上添花，并无画龙点睛的作用。

大多数时候，我们见到的崔健都是以“中国摇滚教父”的身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音乐节上，在音乐界，他不仅作为一个中国新文化的代表存在，更是无数摇滚青年的精神领袖。然而崔健要的显然不仅止于此，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八届罗马电影节上，崔健凭借其导演作品《蓝色骨头》斩获了“评委会特别奖”，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崔健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

在等待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崔健正在媒体中心接受四家国外媒体的采访，他不但用流利的英文与外媒记者对谈，还为影片的女主角倪虹洁 (微博)做着翻译。一时间，崔健的“摇滚老炮儿”的形象忽然变得“高大上”了起来，虽然8年没出新专辑，但完全是国际大牌的节奏。而此次大胆的跨界尝试，也绝不仅仅是“来电影圈撒点野”，而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第一步。



《蓝色骨头》信息量超大：

影射林立果选妃、同性恋等敏感题材

就像是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鲍勃·迪伦一般，崔健代表的早已不仅是前卫音乐的探路者，更是勇于打破传统观念，揭露社会阴暗面，同时又坚持传播着正能量的文化代表人物。在他的电影《蓝色骨头》中，有对“特权阶级”的影射，也有对同性情感的同情和对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鼓励和呼吁。而这一系列的敏感内容，也在崔健的精巧布置下，躲过了电影审查，拿到了龙标。用崔健的话说：“电影局的人其实很好，只要主题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他们也不会过多挑剔。”

腾讯娱乐：影片中倪虹洁的角色，在70年代就有人送她随身听，还给她60年代的老摇滚听，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感觉这很不可思议啊。

崔健：真实的故事你们看出来了吗？他其实就是一个部队领导的儿子选妃的故事，她其实就是个被选中的妃子。我电影里也说了嘛，她就是“被选中”的人。

腾讯娱乐：说实话这个情节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我看之前的相关报道中说，这是影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选妃的故事？可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点啊。是为了过审所以处理的这么模糊吗？

崔健：对，林彪的这个东西是审查的一个难点，还有电影里的同性恋也是个难点，裸体也是难点，床上戏。

腾讯娱乐：这是您的亲身经历吗？

崔健：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应该说是我看到的一些场面而已，但是没有我的故事在里面。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我从小见过的那个阿姨，就是我爸爸的同事，她是个四川人，所以我把故事的发生地设在了重庆。某种程度上要还原一下历史。

腾讯娱乐：如果说是您小时候看到的东西，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那时候的部队真的有那么开放吗？而且鞋都从国外订制，条件也太好了吧？

崔健：哎哟，这都是真的，我告诉你吧，部队文化其实特别自由特别开放，可好玩了，我这都还没有特别表现呢。

腾讯娱乐：对，因为我很不了解那个时候到底会不会这样。

崔健：真的会这样，而且特别开放特别好玩的一帮人，真是。你要没有亲身经历部队的那种生活，你真的是很难理解，而且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真的是那样，真的是那么好玩的一帮孩子，真的是在阳光下，真的是一帮阳光人，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的后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打下江山的第一代子弟嘛，他们的心里骄傲的东西，后边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而且是相反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倒霉，怎么生活在这个年代了，但是那时候的孩子真觉得自己是幸福。

腾讯娱乐：所以“同性恋”的故事也是您小时候看到的吗？我感觉您不太像会想出这种情节的人。

崔健：因为我比较直男？

腾讯娱乐：对。

崔健：我文工团长大的，经常看到，能够看得出，当时小时候不理解，他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好，后来就明白了。

腾讯娱乐：林彪的事，还有同性恋的事，都挺敏感的，但是我们看到片子已经有龙标了，这些都是怎么过审的？

崔健：我们的审查是比一般的片子长了一点，但是最后还是拿下来了，后来我觉得他们（电影局）特别通融，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像他们所担心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那样一部电影就算了，没法演了。

然后我们修改也没有那么多，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东西，实际我们追求的东西就是我们勇敢地面对它，我们真实地表达他，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热情，我们对这个社会责任的热情，他们也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被浪费掉，他们也会去珍惜我们努力工作，不拍武侠片，中国的文艺家多点机会，我们不拍武侠片，不拍传统片，不拍古装戏，给年轻的艺术素材的导演提供一些机会，要不然他们也没别的东西可拍，而且我们觉得我们拍好了拍成功了，也是给中国人争光，给中国年轻人争光，确实让全世界的人对中国年轻人产生关注，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会看到。

腾讯娱乐：可我感觉您的有些台词也挺猛的，比如说那句“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在那个时代却不能谈论那个时代”。

崔健：本来就是啊，因为你看网络上都是可以谈论的，但是商业电影不能谈论，这些东西确实是大实话。

腾讯娱乐：那我觉得审查的电影局的人对您还是挺好的。

崔健：是啊。




抨击社会阴暗面：

记者拿红包是体制堕落 摇滚圈现在特腐败

《蓝色骨头》中，有非常令媒体从业者汗颜的一幕，就是对记者收红包现象的影射。尽管在采访中，崔健一再表示并没有想要伤害记者们，只是为了剧情需要。在电影中，这个段落以记者们被音乐感动纷纷交还“车马费”告终，而在现实中，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却是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记者陈永洲被抓这样的事件。这也是中国记者问题第一次被赤裸裸的在大银幕上呈现，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个段落在电影中实现的水平如何，仅从影片内容本身来说，《蓝色骨头》确实有能引起反思的功能。

腾讯娱乐：拿红包的这个情节给刚才看片的所有中国记者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明知道要接受记者采访，还安排一骂记者的情节？（笑）

崔健：（笑）这是我们电影情节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现实给男主角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素材是真实的，这是文学上的需要。男主角这个形象，确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东西批判，你这样理解也罢，或者那样理解也罢，确实这孩子太傻，这孩子基本常识都不了解，你搞什么音乐，还管记者要钱去，这孩子不是欠揍吗？这是他性格需要嘛。

腾讯娱乐：但我还是觉得您是故意的。因为您自己肯定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肯定特别看不惯。

崔健：对啊！我都是跟他们说你们给红包我不来，后来他们还是给，偷偷给，背着我给，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提，一直在提，但我觉得没用，没有意义，因为不是记者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腾讯娱乐：体制问题就是说，其实记者收红包都是被那些要收买记者的人给惯出来的是吗？

崔健：你这么想，当你看报纸的时候你愿意对方拿红包写东西吗？记者拿红包，做生意拿红包，大夫拿红包，这都是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是体制的堕落。

腾讯娱乐：但记者也并非不给红包就使劲骂人家吧。大多数记者都不是那样。

崔健：对，这个东西，我明白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故意伤害这个群体。这恰恰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一个现象。

腾讯娱乐：您的电影中很多地方谈到了年轻人的理想，其实记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是有理想的，但是环境如此，或者他的理想在别处，他的职业是记者，所以他为了理想就会去干一些这样的事呢？

崔健：对。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要拍他嘛，你把这公之于众，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谈论，但是你仔细想想，还有更多的人受伤害。比如说你真正想看到真实报道的时候你看不到。这变成了所有人都在错位的事。

中国的记者比国外的记者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优待，他可以忙着抢红包，追着他走。国外的记者可能的事儿吗？但是中国记者的工资，基本工资低，不靠这个挣外快到哪儿挣？国外的记者工资高，一旦有了这个位置，就进入到这个位置，就要写这个真实的东西，靠写作能力而去工作。你说你有别的理想，那我认为有理想就应该去做那件理想中的事，干嘛要用这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腾讯娱乐：做个死磕青年吗？

崔健：我上个月还做了一个舞蹈剧，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一部舞蹈剧来，可能就是一个水漂，放一场就完了，就在国家剧院演了一场，我一个人用30天的时间做一个舞蹈剧，我个人特别享受那个过程，而且我自己像演出一样，没有任何回报，像我自己主演一样，每天都去看，我看到的是一群青年，像宗教般的一种投入艺术事业，累多了，上个脚手架，都比他们累，但是人家心甘情愿去演，费尽心思，而且工资非常低。真感动，我真的喜欢，我看了那个我就觉得摇滚乐需要被批判了，摇滚乐太腐败了，一帮人抽烟喝酒吸毒泡妞，每天排一个小时练就觉得累，没法比。

我就看到生命的一种，后来我就发现这就是非政治、非商业的一种精神状态，能提高到巨大的人类状况能量的时候，太美了。我说我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年轻人，朝气蓬勃，完了投入地工作，那种劲，我觉得我们下一代都应该是这种状态才对。

腾讯娱乐：您的意思是现在摇滚青年已经丧失理想了？

崔健：我觉得现在音乐节越来越多，大家都能解决一些糊口的问题，而且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糊口的问题了，生活品质在提高，广告也在增多，结果等摇滚乐的市场上来了，演出机会上来了，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吧，结果我就发现好多年轻人，乐队里面在没有成功的时候有特别多的话要说，后来他们发现一旦成功了之后，突然发现哑口无言了，或者说他们说的东西过去都说过了，甚至还不如过去说的好，没啥可说的了。或者说有的乐手，感觉到我这首歌赚钱了，这首歌火了，就延续着这个风格，继续写同样的歌。就像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再写《一块红布》、《花房姑娘》、《一无所有》？我就想，那我写完歌那时候我干吗？所以我就想躲开这些歌了。

我觉得，我们不是承受不了痛苦的民族，而是承受不了荣誉的民族，每个人都贪荣誉无限，就真的是贪婪，贪得无厌，对荣誉的贪得无厌，视那些荣誉为生命就完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会从宗教眼光看，我会发现很多人在承受不了荣誉的时候才会变得腐败，并不是承受不了痛苦，他们觉得自己荣誉越多越好，出现了独裁者，一系列的事情，包括贪污腐败，制定腐败制度的人没有能力改变又不让别人去改变的一帮人，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他们自己的这种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在十字路口，他们不允许外人批判，只允许自己批判，他们自己调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矛盾，所以我们艺术家就有这个责任站出来，告诉你们，你们在浪费的是人类的能量。

腾讯娱乐：那您个人也经历过从一无所有到一夜爆红的过程，是什么让您有了今天这样的想法？

崔健：我的转变过程很平淡的，不像我电影中的人一样经历文革的风雨，我就是顺顺当当的过来了，我25岁出名，所有人见了我都要求我给签字，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娇生惯养了，甚至自己都不会炒菜，甚至都不会开车门了，那时候都像我这样的人出现过，觉得是很无聊的状态，所以我自己在挑战自己的过程中也是在甩掉自己包袱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当我每次挑战的时候，包里的东西有可能就砸自己腿我上了，砸就砸了，没关系。

腾讯娱乐：那您觉得现在的这种演出市场环境，对摇滚乐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崔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有利有害这个概念，这就是自己选择，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大，反正自己走什么样的路，最终的表现，走完这一过程你才能下定义，你现在过早地告诉他们你应该走什么路，谁也没有想到。



喊话当代年轻人：

不要拿赡养父母当借口 该先问问父母是否需要你养

比起《中国合伙人》、《致青春》等今年的诸多青春题材电影，《蓝色骨头》这部青春片探讨的话题不再局限于梦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而更多的是想要激发现代年轻人学会独立思考，找到人生的意义。崔健很反对那些把买房子和养父母都当压力的年轻人，他说：“不要拿这些事当作你失去理想，失去灵魂的理由，也许你该先去问问你的父母是否需要你养？”

腾讯娱乐：您之前访谈里边也提到，您做的音乐也好，说您拍电影也好，都是看待当代的年轻人想到当年的自己，您想通过这样一部片子传达给现代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你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

崔健：其实我们这个年代，如果你想区别于上一代，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的原因，一个就是恐惧的原因。一个商业原因做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时尚的，我觉得时尚是一种消费，或者说是一种传播，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简单，所以我认为更多的人是不敢谈论年代和年代之间隔阂的，我这个人是恐惧，所以最后的旁边里边写的很清楚了：“正是因为他是我父母，所以我感到一种恐怖，一种亲切的恐怖”。

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当你一个人有恐怖的时候，实际上你浪费的资源比你获取到的利益要大了很多，所以我们人很多的潜力是要调动出来的，我们的创作性，我们的爱心和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的机会，都在浪费掉。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碰到困难，碰到困惑，碰到恐惧，希望也是一样。这个时候西方有大量的艺术家和艺术空间，同时有很多的法律来围绕这些艺术，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创造的资源确实是代表了个性，而不代表西方这两个字，西方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作用，人的作用，我们东方人没有创造出这个东西，很遗憾，其实发现我们的利益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在中国的演员已经比国外贵了，不是利益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的良心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之外的东西，你怎么样爱你的生活，爱你的家人，或者爱你的后代，这个东西是我的电影想要让年轻人知道的，当然并不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傻，不是，当你知道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更有意思，因为我认为我相信一个道理，这道理是比较硬的，人不进则退，你发现你的能量你去创造，你这个民族就是在进步，而我通过这个电影，通过审批，通过我们陆续看到腐败现象，看到周围的，我们至今一无所有的那一方面，当然我们不从故事里面看到，我们仍然发现我们很多电影是不受人尊重的。

腾讯娱乐：但我们这代人，似乎全都面临着买房，买车，赡养父母等这样那样的压力，您说要年轻人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像前些天张元刚上映的那部新片《有种》里说的一样，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连爱情，连拥有理想对他们来说都变成一件奢侈品了。

崔健：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有压力，有经济压力，我会说这跟你父母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反过来会支持你，我觉得根本没有矛盾，而且我希望你早点过这关，早点把这关过去，因为你的人生仅有这个东西是不够的，如果仅有一个商业追求这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你全身心地追求，我觉得浪费你的人生。所以你们不要拿这些压力当借口，也许你应该跟父母弄清楚你父母需要你养吗？或者反过来说，我需要你们养吗？把这事应该弄清楚，这件事就过去了，非说不孝之子，不努力，没必要掉进这里边，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电影里或者不是我们更多的能量要投入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有限，它的空间很小，而这些很容易的，你要成功的话，商业的东西很容易，只要你不要去攀比，只要你不去攀比，这事而容易就做到了，你跟你父母交流就能够解决攀比的问题，你也能解决工资压力的问题，就怕攀比，攀比确实是一个陷阱，你总是看别人比你好，那你挣多少钱，那你就掉进这种生活方式里边了。

因为我们的个性存在，你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即使是重要，它是三分之一的重要，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你是否有你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一个人独不独立，我们的个性都写着，一个人不独立肯定不行，我依靠父母、依靠对方女朋友、依靠对方男朋友，你这人内心里边再有，腰缠万贯，再有子孙满堂，什么兄弟，到时候一样不行，因为你有睡觉的时候，你有做梦的时候，你有自己呆着的时候，你一样看不起自己，你不喜欢自己，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行。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昨天去大教堂，我看到一个人在哭，就在那儿跪着弧，她就没有理由地哭，旁边都在做祈祷，完了那个旅行者是不让进去了，我的朋友不知道，就自己闯进去了，那个人特别生气，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瘪了，只要不谈论政治，也不谈论商业成功，我们中国没有别的思想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吗，我希望我的电影里能够开始给年轻人这样一种东西，就是非政治、非物质，你还有独立新生活，你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你将来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



谈文艺片创作：

别人都要接地气我要挖地三尺 《蓝色骨头》还有续集

尽管崔健并没有刻意的要拍文艺片，在《蓝色骨头》的文艺程度还是超过了很多“文艺片导演”，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偶像，崔健自己也在文艺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他趁倪虹洁抽烟的时候，挖掘了她“痛苦”的一面，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杜可风说：“我平时根本不看电影，我只跟音乐圈的朋友玩”，他和他的文艺朋友们创作了一部诗歌一般的电影，有情怀，也有硬伤。

《蓝色骨头》在罗马电影节放映后，很多外国媒体都纷纷表示对影片要表达的东西很难看懂。而在场的几家中国媒体记者，也认为电影中很多诗化的旁白，即使是中国人看也要反应一阵子才能想明白。比如说“浪漫是虚假的，孤独才是永恒的，而只有孤独才能穿越时空”等等，对于这样的疑问，崔健并不排斥，而是直接表示“这就是一首诗”，在别人都在追求接地气的年代里，他却要“挖地三尺”找出这个社会的症结。

腾讯娱乐：电影中很多有冲击力的场面，比如倪虹洁穿着文艺兵的衣服，却听着60年代的摇滚乐，矛盾感很强，但我总觉得这种场面只有我们这些死文青才能看懂，这也会导致您的作品受众面很小，您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崔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再创作出来的，以后剪辑的时候再创作出来的，其实当时有些感觉，写剧本的时候是写不出来的，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特别感谢老杜，因为老杜给我大量的，基本上他给我的所有的素材我都用了。

腾讯娱乐：但是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很多观众会看不太懂您的台词，因为有些台词感觉需要反应一会才能明白。

崔健：对，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章(微博)。

腾讯娱乐：对，诗化程度特别强。它又太快，我还没时间思考，情节已经进行了，感觉特别费脑子。

崔健：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是对的，而且呢，将来可能有中文字幕会帮助你，但是有中文字幕和没中文字幕都一样，你都会觉得有点费劲，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费那么多劲你一下就听明白了，我觉得我有点亏了。

腾讯娱乐：但是现在大多数导演都在追求接地气嘛。

崔健：没错，我知道，他借地气跟我接地气的概念。

腾讯娱乐：对，您也是接地气。但是您这个接地气……

崔健：我是挖地三尺，他们接地气只不过是盖一层楼。做一平房，我是挖地三尺接的地气。我觉得其实一个电影，应该像音乐一样被消费。

腾讯娱乐：反复听。

崔健：对，反复听的。像我喜欢的电影，我每年都看一遍《教父》，甚至我可以每年看两次《教父》，我一点都不会，我已经看了十几遍了，我仍然每次看还有感受，我希望我的片子到时候也可以卖给别人，每次看的时候会，他首先要喜欢那个气氛，进入那个气氛以后，他才会感觉到我时空的穿越，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事儿，我愿意看那个人的反应，同时跟我自己、跟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共鸣，我愿意看这样的电影，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电影他们特别特别成功，包括商业电影，我基本上都会花钱买这样的片子，但是真的是让我跟我自己个人沟通的话我反而不愿意去电影院看，我反而愿意买一张碟回家看。实际上这跟市场没关系，电影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其实特惨这个，没办法。

腾讯娱乐：但您这个电影要火了，影院应该挺高兴的，因为观众得反复买票进去看。

崔健：对啊，其实我们都想做这种电影，我们都是这样宣传的，应该买一送一。

腾讯娱乐：送一张碟吗？

崔健：不是，买一张票，给他两张，第二次还可以看一次，我想是这样，应该鼓励他看第二次。

腾讯娱乐：刚刚我问了一些外国朋友，他们也表示不懂您电影想表达的意思。

崔健：现在我们在赶这个电影节，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发现一些国际的观众，他们看不明白的一些点，如有可能，我希望还能做一点修改，甚至有一些国内的观众看不懂的地方我也想知道。这点跟做摇滚乐真不一样，摇滚乐，你看不懂，我来告诉你怎么看懂，就听懂，但是要看电影，我觉得还是真的得虚心听他们的意见。

腾讯娱乐：我觉得看不懂的地方就是那个情节的穿越性有点大，有的地方我也是，看到最后才想明白。

崔健：挺好的，我觉得你能代表着中国的观众，感觉挺好的。

腾讯娱乐：您这部电影的这个故事酝酿了多长时间？

崔健：04年到现在，其实已经9年了，我拍这个片子是2010年拍的。其实2004年到2011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从剧本，我的第一条剧本大纲是尝试，全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全是一行字一行字，“哗”写出来一大堆，把故事写出来了，我的语言就是一个记忆性的东西，谁谁谁，给编剧看，就启发他，因为我没写过这个剧本，通过这个过程写第一稿，写完第二稿，写完第三稿，到了写最后拍演之前，我们又请了戏剧学院专业的人又写了一稿，差不多我估计得换了20个。

腾讯娱乐：您在之后会不会继续进行长篇的电影拍摄？

崔健：有机会还会的，我不会去做一个职业型的导演，我会做完全能够满足我的条件的话就做电影的那种导演。比如说我要有剪辑权，没有剪辑权我肯定不会做，因为我试了，前两部电影都没有剪辑权。

腾讯娱乐：下一部电影已经有计划了？

崔健：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具体计划。我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出自另外一个剧本，叫《给你点颜色》，这里面有另外两个故事的线条，比如说孙宏是个舞蹈演员，他的儿子和陈冬的女儿，他们都会唱这首歌，一个是摇滚版的，一个是流行版的，而且故事也非常惨烈，加上他们父母的故事，因为孙宏是同性恋嘛，他有他的友谊，他为什么把这首歌让给他儿子唱，完了陈冬，离开了以后，他自己和自己的爱情都没完，完了，他们有孩子，也特别窝囊地过，很多人像陈冬这样，老陈冬的感觉，自己最后有一天让女儿，女儿是有抑郁症的，女儿就说我要唱歌就唱好歌，唱坏歌我就不唱的，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没有比这首歌再好听的了，他女儿就想那我就最后唱一次，然后后面的事我就不讲了。

腾讯娱乐专稿，原文链接
http://ent.qq.com/zt2013/interview/cuijia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