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难得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雨，看完《恐怖分子》，从标放跑出来，淋着夜雨赶往地铁站，踏过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只觉得寒气逼人。

杨德昌的电影往往精准，克制，刀刀见血。简单来讲，这部电影由三组人物关系构成，他们的故事彼此交叉，互相影响，一步步带着一个照常生活的普通人走向毁灭。

观影中途，我几次在周郁芬控诉自己生活的时候忍不住笑，感觉她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无数个矫情文艺女青年的缩影，这个女人对爱人和周遭的一切挑剔，关心的只有自己，以及她所谓的创作。

她嫁给普通的李立中，这个男人爱她，养她，让她专心写作，事事顺着她，因为他始终觉得配不上她，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说，她不告而别好几天，属于她的书房他动也不敢动，直到她回来，说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感觉自己被困住了，要离开他，控诉他这一介凡夫俗子始终不懂她要什么。显然，周郁芬是这段不平衡关系里不自觉的索取者，她看透了丈夫就是这样一个只想好好工作、对她负责、过安稳生活的普通人。

一直以来，文艺青年们都在努力挣脱普通人的枷锁，瞧不上普通人的生活愿望，殊不知这个社会最需要普通人，最需要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甘于平凡工作和生活琐碎，他们为钱奔忙，因为他们还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好。在这个社会中能任性做一个彻底的文艺青年，不用工作，又不担心生存问题的人能有多少？这样的人又何尝不是如周郁芬一般的掠夺者。

然而，真正的创作者总是痛苦的，而不是单单顶着一个“艺术家”的名号，过着感性的出格的生活，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挥霍一切……虽然大多数人眼中的艺术家皆是如此……这里必须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卡佛，一个是卡夫卡。

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是一个承担着养家重担的写作者，他出身底层，一辈子写了无数短篇，从来不写长篇，据他自己坦诚，主要是因为写作的时候，总担心屁股下的椅子会随时被抽走——他有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养活……所以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我总能看到隐忍背后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辛酸。

弗兰兹·卡夫卡如今被定性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但当时的他也同样生活在孤独与痛苦之中，卡夫卡生前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一边在生活中恪尽职守，做一个踏实工作的小职员，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父亲的认可，另一边他也躲在家中孤独地创作，且永远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文不值，认为它们全是没有意义的。

创作者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们需诚实面对自己，并感受到永恒的挫败感，他们离现实很远又很近，只有如周郁芬一般的自欺欺人者还在将痛苦转嫁他人，以为生活离开了这个人，或者换个环境，就会变得不一样。相反，安于现状的如李立中一般的普通人害怕改变，他宁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组一个还算和谐的家庭，过平凡的小日子，然而在影片书写的当代社会中，他这种“平凡生活”的愿望，同他妻子想要的“新鲜生活”一样，都是一种随时可被打破、不断被打脸的“幻想”。就像片中另一个觉得自己可以是自由摄影师的富家子弟，没钱了也只好乖乖回到家，服从自己要去服兵役的安排。

所以影片最后，自欺欺人的掠夺者仍好好活着，不再相信只要自己付出，生活就会变好的普通人却走向了毁灭。

“芙美，你变了”

“是吗，变成什么样子了？”

“变得像家人了”

“哈哈哈哈什么意思”

“感觉特别可靠”

“哈哈哈没有，跟妈妈比还差得远呢”。

Seven years? it’s certainly a long time, a long goodbye, they called dementia a long goodbye, one by one their memory disappear, day by day they get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until…

画面清淡如水，整洁舒适。剧中并没有将老年痴呆悲伤化，二女儿陪着老年痴呆的父亲参加中村叔叔的葬礼、父亲在岸边走丢、父亲带着对以前的记忆，独自外出去公园给女儿们送雨伞，都没有被悲伤充斥，反而很美好很安宁。但又于无形中有沉重和无力感。影片后期让人落泪的地方却有很多，而艺术依旧还是将现实稍微美化了，以一种视觉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演绎芸芸众生。以老年痴呆的父亲为主线，同时穿插着大女儿的夫妻问题、大女儿与儿子的沟通、外孙与姥爷、二女儿的爱情、二女儿的事业等等，虽一笔带过，但是让整个情节故事立体丰盈，成为一个家庭。

生活与年岁在逐渐转变，从身边的人与事中，体会到落地的感觉。以前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飘着的，我行我素，但又自我挣扎。实际上生活的主线还是家庭，总要回归到一房一瓦，柴米油盐，才觉得是在活着。

“悠悠地来”

胡雪岩在信和钱庄当伙计，有一个人欠了一笔账，他去追要，这个人被其他上门来追债的人逼到跳河死了，尸体放在河边无人理会，胡雪岩盘点了一下，他剩余的财产就值10两银子，他就用银子买了棺材，胡雪岩觉得这十两银子拿回来也于事无补，还不如给信和挣名声。王有龄的上司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将浙江的米运到江苏，他很着急，胡雪岩想出了办法，既然短时间内从浙江到江苏运不到，不如在上海就地买米运往江苏。胡雪岩因为私自借钱给王有龄，被赶出信和钱庄，张大伙当时没有替他说话，后来王有龄做了官，想要陪着胡雪岩，去还那五百两银子，让那个掌柜看看。胡雪岩说还是他自己去还合适，给信和钱庄留面子。张大伙又去巴结胡雪岩说，你给信和留面子，你的为人我佩服，这是你十个月的工钱，40两，跟我回信和钱庄吧！胡雪岩说自己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王有龄让他帮忙，大伙就顺势说眼下刚好有个事要你帮忙，眼下生意淡，钱庄的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出来和海运局合作。胡雪岩答应帮忙，后来浙江的粮来不及运到江苏，要在上海当地买粮就让信和钱庄给海运局担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胡雪岩招揽庆生做他新钱庄的掌柜，先闲聊考察了他的专业知识，然后问起他的家眷都在哪里？为什么不接到杭州？如果接到杭州一个月桌上有一荤一素，大概需要多少开销？庆生回答说10两银子，然后胡雪岩说想请他做自己钱庄的掌柜，给了他两百两银票，让他把家眷先接过来，说家眷在身边，你就能放手去做事，从而拉拢了庆生。黄抚台跟王有龄说，最近他们都在捐军饷，我觉得我也不能作壁上观，回头你跟阜康说一下，帮我汇一万两银子，王有龄说好的，回头大人交下来就好了，黄抚台就很生气，因为他本意是想让阜康替他出一万两银子，胡雪岩听懂了，然后让庆生拿着一万两银子去找了信和，说这是黄抚台要捐的一万两银子，因为抚台着急，但阜康没有开业，所以先找信和汇款，故意让信和的掌柜猜测阜康有黄抚台的股份，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等到阜康开业的时候，生意就会非常兴隆，因为有了抚台的背书，信任度一下建立起来。王有龄问胡雪岩，我是不是应该尽快到任？端午节快到了，还有一笔节敬可以拿，胡雪岩说，我只知道有现成的好处可以捡的时候，要想想有没有伤到别人？将心比心为别人想想好，王有龄说节敬只有一份，我得了前任就没有了，所以还是端午节后上任比较好。阜康开业，胡雪岩告诉庆生，给本地的12位名人立个折子，存5两纹银，告诉他们，这是本店送给他们的，5两纹银能让这些名人在我们店存钱，我们的名声就会大大的提高。这么多好事忽然都堆到你一个人头上了，说话办事都要格外小心，自己一口吃不下的就要和同行合作，做生意就是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让双方都有利可图，让同行的利益都跟你相关，这样我们的关系网才会大。一天深夜，一位军爷来存钱说利息不利息的无所谓，也不要折子，长期还是短期不确定胡雪岩说那就存活期吧。后来胡雪岩说我们边吃饭边聊吧，才了解到这个军爷要还他老丈人的钱，然后明天就要调到偏远地区去打仗了，所以先把钱存在杭州，免得途中丢失，胡雪岩就爽气的说这三年连本带利算15000，刚好可以还你老丈人的钱，军爷说好是好，只是利息太高了，胡雪岩说这不一样，这是有情分在的。军爷也很开心。胡雪岩吃完饭后，交代掌柜说，今晚交代一下其他伙计，军爷今晚回去肯定会提起我们阜康，明天肯定还会有其他军爷来，一定要像今天一样招待他们。一件事值不值得去做就看两点，一是为名，一是为利，看看能不能占一头，那么在利上亏了，至少在名上能赚回来，凭着本心做了好事要让顾客都知道，便是赚了名。虽然竞争过了黄大人，拿到了合同，但是却跟底下人说，这次名也赚到了，把合同分大人一半，让黄大人拿大头，自己拿小头，因为毕竟是在浙江地面上做生意，如果大人想搞他，后续就很麻烦，而且拿的东西太大了，别人就会眼红，要看长远的。底下人跟黄大人那边的人说分他们一些合同，那人说想送胡雪岩一些东西，底下人说胡雪岩不会收，不如跟阜康钱庄做个往来。二爷底下的人使坏，胡雪岩却说不要当着二爷的面当众拆穿，万一没有找到证据，反而伤了和二爷的感情。因此私底下偷偷跟二爷说这个人使坏，问这个人能力怎么样？二爷说这个人能力确实是可以的，胡雪岩又问，如果他真心的改过，用还是不用？二爷说用。胡雪岩就诱导说你二爷出手不一样，要出手就得让他知道你的厉害，让他佩服你，心甘情愿的为你干活，因此，二爷说要么我送你一股，你来帮我管他，胡说生意场情谊和生意肯定是要分开的，我要么入股，二爷说好，胡雪岩又说要么你也在我的钱庄入一股，大家混在一起做，二爷说好。谈成以后，胡雪岩第一时间找到了二爷底下朱经常联系的其他商铺的掌柜，稳住了对方的心，相信没有朱，也可以跟二爷很好的合作，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二爷。杭州打仗，粮食运不出去，各处都买不到粮食，胡雪岩建议他的朋友漕帮做运粮食的独家生意，他说打仗一个是靠兵，一个是靠粮，官府一定会出面帮忙运粮。做小生意靠的是顺应局势，做大生意，靠的是帮当局把局势扭过来。50万银子存进阜康，利息很低，送上门来的东西，看着利益很大，但是要想想背后的风险是什么，有可能银子放不出去还要倒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