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为何得不到提拔重用

在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体制内，假如身边冒出来一个出类拔萃的同事，做出了一番让人耳目一新的成绩，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他要提拔了”，而是“他要当心了”。

这样想的理由一般有两个：

第一，此人没有背景后台，如果不尽早往上攀附，做得再多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二，此人眼里只有业绩，没有人际，做事情的同时不照顾他人感受，容易遭来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

而事实上，许多“能人”往往在年富力强之时，遭遇事业滑铁卢，无法在提干升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又反过来证明了这两条“潜规则”的真实存在，用电影《背靠背，脸对脸》中的话来总结：

“一条是上层路线，一条是群众路线”。

这两条路线没有走通，那么做再多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用更加简单的一句话加以总结，那就是：

“做人第一，做事第二。”

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恐怕不见得。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就用发生在文化馆副馆长王双立身上的故事，揭示了“能人困境”更加深刻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这部公映于1994年的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市文化馆馆长缺位一年多，副馆长王双立主持工作，不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深得馆内职工群众的爱戴，因此他自认是馆长的唯一接班人，却不料主管领导不这样想，接连空降馆长到他头上，他一次次奋起反抗试图夺回本该属于他的领导职务，却一次次被沉重打击，直到心灰意冷成为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片中先后两个空降的馆长，实际上分别驳斥了上文描述的两种“潜规则”：

第一个是某乡副乡长老马。这是一个老实到近乎窝囊，善良到近乎懦弱的人物，他的馆长生涯没有一天舒心日子，被心怀不轨的王双立用各种阴损招数一直欺负到鼻子上，直到被栽赃陷害，犯了主管冷局长的大忌，被调离文化馆，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明知道是王双立在背后作祟，却毫不记仇，卸任之后第一时间就接受了王双立的小恩小惠，还成为了王双立在失意之际排解寂寞的朋友。

——这样的老实人走上层路线，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在影片里没有交代，在情理中也无法推断，事实上，假如老马真有“上层背景”，王双立这种公然的挟私报复，哪有不引起强烈反弹的道理？而他真有“上层背景”的话，王双立也压根就不敢采用如此明目张胆的手段；

第二个空降的馆长，冷局长的秘书小阎，的确是领导心腹，然而他的群众路线走得是一场灾难。

此人仗着有局长撑腰，作威作福，不但把从王双立开始，文化馆上下同事得罪了个遍，在社会上也拿着领导架子，对普通群众蛮不讲理，在生活作风上也犯了大忌，公然与女同事通奸，最后当然是一次又一次掉入群众替他挖好的陷阱，先是停职检查，最后身败名裂逃之夭夭。

如果单单考量上述的两条“潜规则”，王双立比老马和小阎都要合格，他虽然没有明确归入到哪个领导的阵营，但对上级指示无不遵从，工作上举一反三，只给领导添光彩，不给领导找麻烦；群众关系更加如鱼得水，除了极个别人，绝大多数馆内职工都真心拥护王双立，许多人甚至是冲着王双立，才在文化馆里工作下去。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问题就在王双立自己身上，之所以一再给他空降馆长，不是老马和小阎有多合格，而是领导认为，王双立作为一把手，太不合格了。

其实，王双立的悲剧，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故事开篇，组织系统举行文化馆馆长的内部推选，王双立毫不犹豫在选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殊不知，这已经犯下了官场中的大忌，正如徐副局长对他所说的：

“你呀，太不成熟了！”

官场上说一个人“不成熟”，当然不是指他生理上没有发育完毕，也不是指他心理上低幼无知，官场上“不成熟”的意思，往往是指在没有摸透环境、判明形势的情况下，贸然暴露自己的意图，不但陷自己于被动，还让主管领导难堪。

“文化馆馆长”已经空缺一年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让领导权衡利弊，选择合适的人选，之所以在一年以后再进行内部推选，不是上级还在举棋不定，需要下面“推选”给他们参考（如果是在一周之内推选，或许可能），而是上级已经定下人头，需要“推选”的程序进行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做法，是应该主动与冷局长或者徐副局长沟通，相信，长期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用委婉的方式表现出沟通的意图，这两位局长一定会用同样委婉的方式，给出明确的暗示，那么推选之时写下谁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当然最好还是不要写自己的名字，空落一个“不谦虚”的名声，有什么好处呢？

而如今王双立的做法，一是暴露了自己在工作中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工作做得好，馆长就一定是自己的，殊不知，文化馆工作只是整个文化系统全盘大局中的一个局部，放到全市经济文化工作中来考察，更加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任命领导干部，当然是从全局出发，而不会只考虑文化馆的问题；

其次，这样的做法暴露了王双立与主管领导之间的不信任、不亲近。许多人把与领导亲近，庸俗片面的理解成请客吃饭、送礼送钱，殊不知，政治上的“共进退”，心理上的“共冷暖”才是领导与下属之间最为紧密的纽带，吃喝与钱礼，只不过是这条纽带衍生的一种不光彩的副产品。

任命文化馆馆长，是文化局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步，直接决定了局领导的势力范围，这个馆长的进退荣辱，与局领导的进退荣辱息息相关，而王双立完全站在了自己渴求进步的立场上，丝毫没有考虑到局领导的所思所想，甚至连起码的沟通询问都没有做，直接用一张选票，把自己的意图，不加掩饰地提了出来，分明是在告诉两位局长，我就是想当馆长，至于你们的想法，我不关心——站在冷、徐两位局长的立场上看王双立这个下属，实在是有点冰冷隔阂。领导也是人，也需要被认可，被支持，而在官场之中，所有工作的核心，归结到一句话，是“让领导满意”，也就是说，要认可领导、支持领导，王双立的这一张选票，实际如同是一个“无视”领导的宣言，不要说原本内定的就不是他，即便内定了是他，恐怕也会被这张选票所颠覆，未经沟通就写下的这张选票，实际已经把自己自绝于领导内心之外，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外人了。

再退一步说，冷、徐两位局长真的只是欣赏王双立的才干，“唯才是举”，凭借王双立傲人的业绩，就可以上位成一把手吗？

恐怕也是不行的。

事实上，假如王双立是一个庸人，如同老马，只会循规蹈矩照本宣科，反而是一件好事，做不出成绩，至少不会出乱子，把你派到重要岗位上，是放心的，偏偏他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能人”，想方设法想要在岗位上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他以为自己做得越多，越给自己加分，实际上，假如和主管领导没有建立起充分信任的关系，做得越多，效果越差，这是王双立悲剧的第二个原因：

能人往往游走在灰色地带。

故事中王双立，是玩弄规则的高手，能够熟练调动身边各种资源，完成常规手段难以完成的工作，剧中他屡屡翻云覆雨，做出各种“精彩”表演：

1，盖下家属楼，为此，将省财政厅某处处长的外甥女肖乐乐招入馆中，以此为交换获得省厅17万元的财政拨款，用以偿还盖家属楼的贷款。

2，新建歌舞厅，但同时与建筑公司石经理合谋，使这一工程成为“一石三鸟”的神器：在老马任上拖延进度，影响到“卫生城市”的评选，是打击政敌的武器；老马一走，一个月之内完工，是标榜自己能干的政绩；石经理送上“好处费”，自己分文不取，一部分用来给掌握财务的李会计装修新房，一部分组织全体职工去北京旅游，这又成为拉拢下属归心的糖衣炮弹。

3，内定了冷局长女儿冷冰冰为新招职工，却搞出一个“公开评选”加以掩饰，冷局长不愿意卖王双立这个人情，不让女儿去参加评选（这是一个精彩的伏笔，等到老马一上台，冷局长立刻把女儿送到文化馆），于是他就串通评委，让所有参选人员的得分全部一样，导致这次评选失效；

……

这些事情，哪些是出于公心，哪些是出于私利呢？恐怕一言难尽，这些事情，哪些可以公开谈论，哪些只能私下议论，而哪些只能烂在心里一辈子不跟人提起呢，恐怕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假如王双立不搞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照章办事，一五一十，可以吗？

不想做事庸碌到老，当然是可以的，想要做出点成绩来，恐怕是不行的。

这部上映于1994年影片的深刻与伟大之处在于，即便是站在24年以后的今天回看当时的故事，也没有陌生隔阂，反而有“桃花依旧、山河如故”的悲凉感觉。

吴晓波先生说过：“中国的许多创新，正是从‘违法乱纪’开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同时也是“黑、白”两种地带不断蔓延交融、重新定义自身边界的过程，时至今日，处于两地交汇处的“灰色”地带，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不断生长扩大的趋势。

在“灰色”地带中，法纪不容许，情理难违拗，若是事事都要在党纪国法中寻找到坚实的依据再付诸行动，那么恐怕中国的改革，会在“分田到户”的铁门槛外徘徊经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会在“傻子瓜子”的小作坊规模上亦步亦趋。

撇开宏观事件不谈，深入到日常具体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拿王双立来说，文化馆是一个缺钱少粮的清水衙门，想要发展壮大，一是要向上级部门寻求政策、财政支持，再一个，就是通过“歌舞厅”这样的“自办事业”引水活人，然而他一个小小副馆长，又岂能决定左右上级部门的财政政策，又怎么可能拉起建筑队伍自己干呢？他当然可以采取保守稳妥的做法，老老实实打报告等批复，规规矩矩搞招标搞竞拍，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太慢了，结果也太不可控了，他是个“能人”啊！

正因为他是能人，所以不甘于平庸力争上游，正因为他是能人，所以他看得清政治、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可以将工作精准到位的聚焦在快速推进的关键上——这样的关键，恰恰是灰色的。

假如是白色的，必然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假如是黑色的，人人都会悚然自觉敬而远之，只有灰色的东西，需要小心把握分寸，大胆涉足禁区，这种高度考验胆量智慧的事情，一旦做成，就是出类拔萃的成果，相应的，一旦被人揪住小辫子，就是有口难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对于上级领导来说，提拔重用“能人”的纠结也正在于此，一个能人下属，极有可能交出亮丽夺目的成绩单让自己也增光添彩，相应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你捅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篓子让自己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来小阎出事，导致冷局长也提前退休，就是明证。

假如下属上级心心相映荣誉与共，一旦出事，上下齐心，上有担当，下有底线，细细分析行为动机中的“公私成分”，是“一心为公”还是“一己私利”，又或是“功过相交”，自会有一个清楚的交代——这点上，王双立脑子极为清醒，在经济问题上，他一尘不染；

而问题在于，王双立没有一个贴心可靠的上级，做出成绩当然皆大欢喜，问题在于万一事发呢？他在副馆长任上的业绩有哪一件经得起核对规章、仔细推敲吗？情感上冷漠，关系上疏远的上级，谁会为了一个外人搭上自己的前程名誉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级宁可任命碌碌无为、老实巴交的老马，而将王双立置之不理的原因。

通观《背靠背，脸对脸》全片，情节节奏上是轻快的、喜感的；而基调背景却是冷峻悲凉的。

王双立费尽心机挤走老马，乘歌舞厅落实的机会，邀请冷、徐两位局长与民同乐，歌舞欢欣之余，深深爱戴王双立的冷冰冰近乎“逼宫”地向自己父亲要求：“您要是再不把王馆长扶正，我就跟您急！”

冷局长慈祥微笑之后告诉王双立：“徐副局长待会找你谈。”

然而徐副局长告诉王双立的是：“上级决定任命小阎为馆长，统管全局，并主抓以及人事、财务的具体工作。”

那一瞬间，王双立被彻底击垮了，他在同事们关切担忧的眼光中独自走进空无一人的歌舞厅，呆坐在凄冷灯光下的舞池里，抬头突然发现冷冰冰正噙着泪看向自己，他报以一个憨厚的微笑。

这个五味杂陈的笑容，必将定格在中国电影史中，或许也将定格于中国电影艺术悠久光荣的现实主义传统之中，或许还将定格在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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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啊 非常有一种玩魂系游戏的感觉 挑战越大 成就越强 虽然主角老婆有种幕后大boss的感觉 自顾自的安排了一切 让男主死了俩百多次的痛苦 最后再引导其毅然决然的“自尽”（毕竟是只是理论上 实际上就算可以停止机器 人应该也是活不下来了） 但作为丈夫和父亲不就是平时容易懒散 很多时候不如母亲负责任 随心所欲 但是关键时候得用于背负一切 承担一切的角色吗

是昨晚在HKAFF看的，放完后张律意外现身，非常惊喜。很喜欢前半部，是《庆州》《春梦》半真半幻、亦轻亦重风格的延续；后半部拍得就太实了些，幽默感也主要靠情节编排实现，并非我爱的张律式幽默。因为全程英文字幕，可能有些地方有记错了。

1、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

影片的最大特征，应该就是非线性剪辑带来的叙事时间的复杂。虽说是非线性剪辑，但每个段落内部依然是线性叙事（复杂如《记忆碎片》也是如此）。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将故事按线性顺序重组为三段：A. 男主、女主在首尔重逢，这段的主观镜头基本都是男主视点（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意味着它呈现的是男主的日常生活，包括其与女主的交往；B. 两人前往群山，遇到屋主及其女儿；C. 男主回到首尔，再次来到药店、诊所，再次遇到街头政治家，等等。不过影片叙事采用的顺序却是BCA，这种叙事时间的变化在电影感知方面带来的效果首先是观众被剥夺了全知的观看位置，比如我们看前半部时跟女主一样不知道群山是男主已逝的母亲的故乡；于是它也意味着一种解谜式（puzzle-solving)的认知活动的强烈存在，我们看完整部影片、得到全部信息后，才通过解谜活动完成对故事的回溯性建构。这种非线性剪辑+关键情节的删减+”无用信息“的插入，带来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观影快感（不同的是悬疑片结局是闭合的）。

不过这种BCA的重组仍有问题，在B的开头不久有这样一个场景：男主在屋中睡觉，随即出现了一个女生进入树丛的背影，非常短暂的黑白影像，我们后面会知道这其实是B段最后男主和女孩在岛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即使在B段内部，也依然出现了非线性剪辑（闪前）。如果我们确实不可预知/感未来的话，这就只能解释为整个B段其实都是回忆。但到底是谁的回忆呢？不得而知，因为四个主要人物都有他人不在场的主观镜头。所以那个黑白镜头的插入似乎是一个失误？

另一个问题在于C与A的剪辑界点，也就是线性故事结束的地方。因为AC风格完全一致，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似乎是男主拎着水果探访父亲，然后重回药店、再次遇到街头政治家这一段落。如果确实是，那么它意味着一种重复。也因此我们最好将影片主题理解为巴赫金意义上的”相遇“（对他来说，相遇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因为它意味着离开、改变和新生），因为就影片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出，重复显然只是表面上的，潜藏之下的变化及引发变化的相遇才是最重要的。

2、视觉

影片没有继续《春梦》的强烈实验性，只有一处的场面调度让我想起《春梦》，就是男主进入废弃空房的那个长镜头：固定镜头，男主从右入画，穿过房间，从左出画；360度panning，拍摄房间空镜头一周（很像《春梦》出title前的那个镜头，不过《春梦》里是主观镜头，这里是无人称镜头）；男主再次从右上入画（应该是在庭院里绕房半圈），从左下出画；摄影机没有追踪男主，而是向前推到窗前，男主从窗外走过。这个好像是整部影片唯一秀调度的镜头。另一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因为其反-正反打：日式旅馆，男主在室内走廊深入往庭院看，摄影机在男主身后；机位不变，但接着就剪到男主在庭院里往长廊处看的镜头，男主直视摄影机。非常诡异的剪辑，吓我一跳。

比较显著的是用了很多黑白监控录像，但导演用意不在于批判监控社会，而且与情节的融合做得相当好。第一次出现于男女主扣门时，应该是女孩或屋主的视点，用了广角，表示对陌生人的警惕。其他大多是女孩对男主的窥视，这种窥视应该理解为被锁在死亡记忆中无法动弹的人对他者和亲密关系的渴望。

在导演自己的谱系里，整体视觉风格更像《庆州》，固定镜头+精致构图，又没到《庆州》那么精致，但也很好。因为室内戏很多，动用了很多建筑物形成的遮挡。这种遮挡带来的困惑、无力和囚禁感跟人物形象是相称的；但导演并没有在视觉上刻意激化或凸显人物与空间的冲突，这跟人物形象也是相称的。

3、听觉

影片用的是同期声录音，所以听觉非常好，风声、雨声、海浪声、飞机的轰鸣声都非常真切。配乐基本是钢琴曲，听不出来是什么，有一处女主在庙里108拜时用的也是钢琴曲，不过倒是不太违和。《豆满江》让我最震撼的其实是两个声画分离场景，本片里也出现了一个：女孩把面送到男主屋里，关门；男主醒来，在门口坐着吃面；镜头一切，女孩在门外低头坐着，门内传来吃面条的声音——太感动了！

4、主题

——个体救渡

影片其实没有拍最关键的部分，即男主和女孩去岛上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两人去了一座岛；这座岛很像是那幅多次出现的黑白风景照中的那座；女孩受伤了；女孩说男主救了他，并宣称“你们对他一无所知”......大概就这么多了。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种救渡应该理解为双向救渡，但我们始终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先回到人物。

男主和女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他们的母亲都非正常死亡了（男主母亲卧轨自杀，女孩母亲因与屋主吵架，出车祸而死），而他们与父亲的关系都非常紧张。一个不太离谱的建构是：他们囿于母亲的死亡，并认定此死亡跟父亲有关。换而言之，他们是忧郁的人：按精神分析的说法（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哀悼跟忧郁不同，在前者，生者可以完成对爱者之死亡的赋义（make sense of），而忧郁则是爱者的丧失带来的生命意义的缺口，是永恒的痛楚、幽禁和无法理解。这一点在女主身上尤其明显，她几乎不说话（只在雨天唱过一手怀念母亲的日文歌），唯一正常说话是从岛上回来后，对警察说“那个男人救了我”——如果“救”一定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它直观的部分就是对其语言能力的恢复，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对生命赋义。影片中最令人困惑的人物其实是餐馆老板，她似乎知晓一切，深谙世间沧桑，又怀有令人惊叹的善意，以自酿的米酒来款待（drink with而不是let sb to drink）每一个食客，甚至连女孩也只有在她面前才能畅笑。那么，她占据是是母亲的位置么？再想到影片后半部花大量篇幅讲述了男主去群山之前与父亲的日常，而且如前所述影片的故事时间结束于男主探访父亲之际，那么，影片主题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父与子”式的冲突与和解——男主与父亲、女孩与父亲。这基本上会导致一个去性欲化的解读，当然并不排斥其他解读路径。昨晚其实有问导演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回复说“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骗人！）。

——东亚性

昨晚问张导的另一个问题是“东亚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说“现实”。张律一定是个历史感非常深重的人，而东亚是其历史感主要的投射对象。《群山》里继续出现了大量铰接在一起中日韩元素，但这些元素的征引是复杂而有趣的。男主对街头的身份政治、对父亲的政治态度基本表现出一种轻微的反讽和错位姿态；但在更深处，《咏鹅》吟唱、不断被提及的诗人尹东柱（？）、复杂的身份经验，又都意味着男主其实更深地被固定在了东亚历史之中。

我觉得对张律来说，东亚具有辩证性，兼有暴力和救渡双面性。基本上在张律去韩国之前（《豆满江》《芒种》），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历史暴力+个体生命困境所带来的焦灼和沉重感，这两部片都以人物自杀而告终。但在《庆州》《春梦》《群山》中，历史暴力成为一个遥远的低音，一个无法忽视但又不构成主导的远山淡影，张律处理的是轻与重、生与死、狂热与压抑、真实与幻觉、个人与历史等一系列相互交织渗透的微妙地带；而其人物也携带着不可排解的死亡记忆（不仅仅是具体生活中爱者的死亡，还有美军基地、核恐惧、战争的历史图像和“我喜欢纳豆”，等等），展开与生活及历史的对话。在《群山》中，东亚的救渡性出现在“咏鹅”的时刻。

有东亚历史感的导演并不少，但张律历史感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历史记忆内化在个体生命经验之中，成为其日常情思的一部分，避免了一种将人物放置在宏大历史链条中的僵死感（比如九苍老师对《霸王别姬》的批评）；另一方面其历史感是多向度的，保持了对复杂性的尊重，从而不至于诱使观众进行单向度的解读（比如《江湖儿女》对历史符码的征引）。

——脱域旅行、异托邦与爱

总结一下，张律式的人物是忧郁的，而忧郁是因为他们都被锁在了悲剧性的记忆（历史记忆+个体生命记忆）中无可脱身。而当他实施救渡时，同样朝向记忆敞开，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记忆，当我们展开未来想象时依赖的也依然是记忆，所以他的人物进入陌生空间中时，总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在此，似曾相识的陌生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在张律的韩国片中，救渡的展开一般都伴随着旅行。

可以用“脱域”来表示这种对另类空间的进入，当然这里的“脱域”不是欧洲左派们所指的“帝国”时代的资本和劳动的脱域。脱域意味着暂时脱离日常的生活状态，为什么需要脱离？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与世界牵连不断、事事操心，常常忘记了根本的有死性（mortality)。由此我们注意到张律式的人物旅行所去的地方是极为特殊的：庆州是友人死去的地方，也是韩国故王宫所在地；群山是已死的母亲的故乡，也是跟日殖历史瓜葛深重的地方。换而言之，脱域意味着对闷重、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脱离，却并不意味着对整体生活世界的褫夺，有死性反而得以更直接更尖锐的现身。“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渡”——救渡的可能性就在于与有死性的对话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庆州也好、群山也好都构成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对福柯来说，异托邦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是实在空间；同时异托邦又不同于日常空间，相反，它以其异质性，像镜子般映照出日常空间的运作逻辑。有趣的是，福柯在阐述异托邦时，举的例子也不仅仅是监狱、精神病院和老人院，更重要的是关于流徙和旅行的例子，比如“蜜月旅行”、船、火车等。在张律影片中，人物通过脱域旅行进入异托邦，与陌生人不断相遇、结合、分离，在亦真亦幻的氛围中直面有死性。

那么，异托邦中的人物相遇发生的究竟是什么呢？《群山》没有拍岛（又一次旅行）上故事，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春梦》似乎提供了非常好的答案，虽然《春梦》并不能解读为一部异托邦电影，因为它讲的恰恰是脱域的人在地的故事。但张律如果确实提供了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春梦》中一女三男的“爱”的情感共同体（还需要详细说明，目前是写不下去了。。）

5、媒介自指与互文

跟张律几乎所有的韩国影片一样，《群山》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媒介自指。我觉得从暴露虚构性的角度来谈论这种自反非常无聊，如果从电影媒介性（运动摄影、蒙太奇）来谈其与记忆的同构反倒会有趣一些，在跟深焦的访谈中张律已经谈了一些了。同样，《庆州》《春梦》中出现的所有梗都在《群山》中都再次出现了，当然具体情境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感觉打开张律的最好方式还是互文，但会增加很多观影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