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时旸）

既没有什么所谓燃爆，也并不觉得哪里搞笑，这就是《缝纫机乐队》最直接的观感。这部电影就像故事中那个乐队的名字一样泛着一股尴尬又莫名其妙的味道。

很明显，这是一部企图以喜剧打底，但终究要贩卖情怀和梦想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二者最终彼此抵消，使劲挠痒但终不得法，努力煽情也事与愿违。单独看喜剧设定的那些桥段，甚至还不如之前大鹏监制的那部《夫子雄兵》，《缝纫机乐队》沦落到几乎只能依赖于东北口音本身的一点点喜感拯救自己。

当年，大鹏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煎饼侠》被众人批评——段子拼贴，卖弄小聪明云云，但不可否认，那个故事充满密集又扎实的笑点，更重要的是，即便最后的煽情段落也看得出那是大鹏多年以来真实心路历程的一次重述。那部电影让大鹏自我确认了他的故事套路——无助又坚韧的底层小人物为梦打拼，啼笑皆非的境遇混搭着自嘲精神，维系骨子里坚挺的理想，他企图在《缝纫机乐队》中复刻这一切，但是却散失了魂魄，徒留空壳，《缝纫机乐队》味同爵蜡般的呈现一个又一个毫无悬念的段落，最终导向一个更无悬念的结尾。

如果放在15年前，哪怕是10年前，用摇滚乐代言理想主义尚且可以理解，但是21世纪都已经走过了17年，在这个时刻仍然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摇滚不死的说教，一切都显得那么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一切都安排在小城集安，这怎么看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旅游宣传广告，而不像一个可信的故事。

作为当下的观影主流人群的年轻人或许都已经不再知道，曾经有一个词汇精准地描摹过这故事中乔杉所扮演的胡亮的状态——死磕。1990年代中期直至2000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死磕仍然被认作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可以大张旗鼓说出口的豪迈词汇。北京的树村、霍营和东北旺，那些残破、肮脏、地处边缘地带的摇滚村，吸纳收拢着众多从各地奔赴而来准备死磕到底的摇滚乐手，他们企图对抗一些事情，建立另一些事情，虽然他们所对抗的和企图建立的到底是什么又都暧昧不明，但是那种抵抗的姿态感染了自己。日后，这些人中，有的进入了商业系统，有的下落不明，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再提及所谓的死磕，并不是因为什么摇滚精神的衰落，而是不再需要那种戏剧化的“战斗状态”，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让一切变得琐碎、漂浮，但是也让很多事变得丰富和多元，比如乐迷和渠道，即便再小众的乐队也都纷纷找到了具有粘性的听众，乐手们早已不再需要对谁拔刀相向，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中去看待《缝纫机乐队》的故事，胡亮的行为就显得异常诡异——一个声称热爱摇滚的男人，只写出了两句歌词，却莫名其妙的花费巨资寻找到了一位过气的经纪人，要求对方为自己打造乐队？大鹏所出演的程宫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个人物的价值是什么？他的出现推动了什么？既然胡亮本人可以散发传单吸引乐手，既然他自己就认识一个又一个深藏不露的摇滚高手，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地把程宫找来？难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激发程宫的理想和热血吗？这个故事的根基本身就很可疑，几乎是不成立的。

故事中对“摇滚公园”的征地也好，对于吉他图腾的拆除也罢，这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对于某些美好记忆的吞噬，而胡亮用以解决和拯救这一切的方法却比自己高薪邀请经纪人更为离奇——他企图用一场演出，让当地政府看到这座小城的摇滚精神不死，从而收回开发那片土地的经济计划。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这是执着还是痴傻？一个地方政府会因为看到一些人喜欢摇滚乐就放弃开发房地产吗？更何况，摇滚乐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被中国的哪一级政府如此大张旗鼓的首肯过？这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大鹏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人，是因为他对于真实、世俗生活细节的把握和转述能力，但是这些特征在《缝纫机乐队》中全然不见，到处都是逻辑漏洞，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主题先行，类型既定，再随后进行故事罗织的创作方式。为了表达理想、热血和对庸俗生活的对抗，从而陷入了臆想。

抛开主题和故事构建，再去看看这部电影无法摆脱的摇滚情结，一切就显得更加暧昧不明，这到底是拍给摇滚乐迷看的电影还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呢？大鹏植入了大量只有乐迷才能解码的细节，那首《都选C》中有涅槃乐队的经典前奏，有AC/DC乐队名字巧妙的融入，有对约翰-列侬那句鸡汤的挪用和改写……这些到处埋藏着的小小彩蛋，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浅显得像个笑话，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又显然无从代入，更不要说那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乐手在片尾亮相时的桥段，就更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一切又一次尴尬了起来，就像是于谦头上那顶崔健式的棒球帽和韩童生身上那件机车夹克一样水土不服。中国的摇滚乐从来不曾像故事中臆想的那般辉煌，也从未像他们描述的那样面临死亡，说到底，这就是一部隔膜的电影，和真正的现实隔膜，和中国摇滚乐隔膜。或许，为数不多的对于摇滚的敬意只在于，大鹏真的注意要求所有人敬金属礼的时候都纷纷收起了大拇指，可问题又来了，这个标准的重金属致意和他们乐队演唱的那首高中生水准的励志歌曲又有什么关系？一群喊着摇滚不死的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摇滚的人，最终唱出了一首和摇滚毫无瓜葛的歌，这或许是对这部电影最微妙的反讽。

（本文首发“枪稿”公众号）

关于《追凶十九年》,第一联想便是《杀人回忆》、白银案，而片方宣传和导演专访有意识回避了第一联想，而屡次出现“反类型”、“中国的伊斯特伍德”的提法。“反类型”，必须回到英文里去抠字眼，如果是Anti-genre，意指作者在熟稔类型范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自觉的自反，算是类型正反合螺旋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名曰反类型，实则还属于类型的范畴，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便是影史经典的反类型片例。但据片子呈现和导演自述看，《追凶十九年》的“反类型”，此反非彼反，它想要达到的应该是against stereotype，这部电影从整体而言并未进入犯罪片类型的序列进行自反，而是始终自省的远离、抗拒犯罪片的类型范式。

为了反好莱坞类型模板，《追凶十九年》做了诸多显见的努力，比如删去了犯罪片类型中常见的场面如惊险追逃，反奇观，反超能，片中两位警察的行动力完全没有做任何超能的夸张，基本跟普通人无异，没有能一眼洞穿迷雾的慧眼，也没有能一击制敌的神功。《追凶十九年》中有意识的呈现了警察的弱，而且全程都显示他们的伤，刘一辉在警察局院内被屠夫暴揍、被街边酒徒拿板凳砸断腿，何晨被逃犯捅伤，被连环案凶手推下，坠亡。这哥俩可能是我在国产犯罪片里看到的战斗力最弱的警察了。

每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都希望能不落俗套、推陈出新，但须先甄别反的到底是陈套，还是叙事的逻辑性、合理性、观众的接受惯性。事实上，类型的框架就像大楼的脚手架，有了它还能勉力支撑叙事的稀松与人物的粗放，一旦舍弃了这个脚手架，更需要叙事的结实和人物的生动。《追凶十九年》毅然决然抛弃了类型的拐杖，遗憾的是没能靠自己叙事和人物的双腿坚实的站立。编导不希望写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警察，而是想反类型的呈现警察弱者的一面，并在剧本准备阶段跟踪了很多民警的工作日常，我们看到两位主角几乎是在用民警的工作方式干着刑警的活，他们不止一次在对有重要犯罪嫌疑的人的盘查询问中，以背部对着嫌疑人，最终要么导致凶犯脱逃，要么导致己方伤亡，这种处理不仅有悖于刑警工作的要求，也有悖于戏剧逻辑的合理性。

主角的人物逻辑也值得推敲，如果说何晨因为小妹被害自囚于不懈追凶中，不止不休的追凶在他那里不是一道选择题，那么刘一辉这个角色从志得意满的明星警察到衣衫褴褛的近乎乞者这巨大落差则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我相信人民警察都爱岗敬业，但追凶对于他来说毕竟只是一项工作，工作压力人人有，被压迫至崩溃的也没几个。从故事的逻辑上，还需要将工作的压力传导到他的个人生活，片中也设置了刘一辉求子不得、夫妻失和，但还不够，毕竟他生不了孩子这事也不能赖在凶手身上。一旦一个人物的悲剧不合理，其悲剧性便损失了太半。段奕宏在董越导演的处女作《暴雪将至》中也演过一个因为罪案崩掉的追凶人，崩得合情合理、令人心疼，他太想得到一个警察编制，将自己人生押宝在抓获连环杀人凶犯上，一次次与凶犯的擦肩而过中，他陆续失去自己的兄弟、爱人、尊严，随着沉没成本越来越高企，他拿不起又放不下，最终彻底崩掉。无论反不反类型，叙事的合理性和人物的有机性是必须的。

拒绝模板，拒绝陈套，说来容易实施很难，虽然在大的方面作者做了相当的努力，但是照顾全片力所不逮，在一些方面的处理，《追凶十九年》甚至比标准类型片更加模式化，比如男主人公的繁育功能障碍，两位警察之间努力做出搭档间的性格反差却缺乏足够的依据支撑，尤其是几位凶犯变态禽兽般的处理，相当粗放。

《追凶十九年》片长105分钟，个人观感更长，可能是源于编导拒绝给予观众犯罪类型片里常见的高潮与奇观，导致观影时间太多留白。反高潮，抛弃动作场景，追求日常化，就需要相当丰富的生活细节充盈其中，导引观众安然度过凶杀案侦破的停滞期，对比两部反映小人物的英雄主义的影片——高群书导演的《神探亨特张》、杨瑾导演的《片警宝音》非常细密的将破大案与日常的鸡毛蒜皮织补在一起，拥有大量实地采风得来的生活细节、工作细节，有机的故事环境也有助于增加无高潮段落的观影趣味，《神探亨特张》里双榆树片区，《片警宝音》里的乌拉特草原牧区，都为故事与人物提供了一片真实的水土，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俯仰皆是，在反类型叙事的电影时间里，为观众提供了足够的观影乐趣。《追凶十九年》里的弘州虽依傍于一个真实的城市张家口而生，遗憾的是弘州对于故事和人物的功能只止步于背景板，就像何晨对弘州只是一个过客，整个故事于弘州也只是一个过客。

平遥影展艺术总监马可·穆勒对《追凶十九年》的界定是：一部“新类型”电影，融合了犯罪、悬疑、心理、刑侦等多类型和元素，也有“buddy movie”（伙伴电影）的气质。多类型、多元素的融合的一大负效应就是主题的游移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始终在校正对影片的定位，由此也增加了观影阻碍。虽然编导徐翔云坦言受了《十二宫》的影响，但影片欠奉《十二宫》的高智商抽丝剥茧的推理，片名点明十九年，开局就说“困在了时间里”，但十九年的时间也并没能成为、也无法成为电影的主题。毕竟反映时间的流逝向来是电影的短板，即使是《地久天长》、《山河故人》以时间为轴，主题便是时间的变迁，其呈现也差强人意，只能靠三板斧：城市景观的变迁、人物特效老年妆、带有特殊时间意味的标签的社会事件或流行歌曲。从时态上说，电影永远是现在时的，而在时间线性呈现方面，贾樟柯比其他导演更为优越的一点在于从初执导筒他就有意识的摄取的社会景观，《山河故人》中当这种纪录性、文献性的段落出现时，影片才真正打破现在时态，拥有时间的力量，这源于时光本身的酿造，再优越的导演也无法复制这种时间的魔法。最终《追凶十九年》将故事准星瞄向两个基层警察的痛与伤，片尾何晨如《无间道》中黄ir从楼上摔到车顶身亡和金曲点播式插入张国荣《当年情》，将影片情感之锚抛在了兄弟情上，有点猝不及防。

近年来国产犯罪片佳作频出，每一部成功的类型片作者都不会甘于按类型的模子描红，事实上每一部赢得观众的优秀类型片不管它喊没喊“反类型”，都从某种程度上跳出了类型模板的窠臼与桎梏，抒发了自我的主张，曹保平说“我不怎么考虑类型，我只考虑影片本身”，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