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在《亲爱的》里奉献了影后级的演出，她把一个满口土话刻意扮丑的山村妇女李红琴塑造得丝丝入扣，这位在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出场的人物当仁不让的成为影片的女主角，看过电影你才明白，这绝不是因为赵薇的明星地位，而是因为李红琴这个人物，她的亮相让整部影片从“打拐”进入另一层面——孩子在被解救以后所引发的亲情和伦理冲击。

鲁迅当年问：“娜拉走后怎样？”北上的陈可辛导演在小心翼翼的触碰大陆社会现实后，也在发出进一步的追问：“孩子找回来后怎样？”《亲爱的》是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所改编，在片尾字幕处，导演也把演员和真实原型的幕后交流剪辑了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影片的艺术风骨——大陆文艺界有个老生常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饱蘸着日丹诺夫主义色彩的语汇在文化工业的大潮里几乎被大陆电影工作者彻底抛弃，却被来自海外的华人导演不自觉的（部分）呈现在电影作品里，似不无吊诡。

当然《亲爱的》总体而言还是一部通俗剧，大量明星的加盟以及广告宣传也明白无误的呈现出影片的商业属性，但跟一般的类型片（虽然内地电影还不大有成熟的类型片）比起来，《亲爱的》多有忤逆观众娱乐心理之处——首先是一众明星“自毁形象”式的演出，不再营造以往的偶像光环；然后整部影片中基本没有插科打诨的逗笑之处；再者，影片自李红琴出场开始，截然不同的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还是以亲生父母找寻被拐的儿子为主轴，讲的是惯常的苦情打拐故事，后半段却却话锋一转，将笔墨着在了买孩子的李红琴身上，以其视角来彰显“戴罪”母亲与“受害”孩子的亲情勾连，这无疑消解了商业娱乐片里最基本的善恶二元对立。

毋庸讳言，人贩子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但《亲爱的》却没有着力刻画人贩子形象，孩子的父母去小山村解救被拐儿童的场景算是全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这段看起来戏剧冲突十足的戏份其实非常写实——“购买”儿童后视若己出养育，此一行为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族陋习支撑着某些落后地区买卖儿童的“合法性”。

李红琴并未把买来的孩子当作商品（她不知道是被拐卖的），这位寡妇确实把他们视若己出全心养育，出狱后的她甚至开始锲而不舍的追寻做母亲的权利——她想找回的“女儿”正是被自己买来的，而被解救的男孩也因跟这位“母亲”的多年生活产生了感情，男孩甚至无法回到那个现代都市里的家，无法在感情上认同自己的生母。

另一条线索则是张译所饰演的商人韩德忠带领的寻子组织，被拐孩子的父母们集合起来，用近乎传销洗脑式的相互支持偏执的开展着寻子活动——他们甚至相约不再生养。不过当主角找回孩子后，多年来支撑韩德忠的信念崩塌了，韩妻又怀孕了，而在去给腹中孩子办理生育手续时，韩被要求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这让韩怒不可遏——张译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替可怜的父母们好歹喊了一嗓子，而他对被拐儿子的感情，乃是一种混合着愧疚、背叛、坚韧的复杂父爱——这也是这群失子父母们的真实写照。

与其说法治“打拐”，不如说伦理纠葛。曾被拐卖的孩子在两个家庭间无所适从，血缘与亲情的冲突，法律和道德的矛盾，都在拷问着观众们自身的判断——哲人本雅明曾以“碎片”来指认世界：在现代社会里，世俗的人类生活已经被分解成一个个不完整的“碎片”。其实，《亲爱的》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个“碎片”式的伦理困境，我们不能简单的品评孩子和亲生父母以及“拐卖”父母间的感情纠葛，这里的伦理图景早已碎裂一地，从每一块碎片里都折射出异样的光芒。

不过，这异样的光芒不正是现实生活中伦理情感的本义？

（刊载于《新京报》2014年9月25日）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本文涉及大量剧透。 看了两遍写的，如有细节疏漏，欢迎指出。 最初喜欢是枝裕和导演《步履不停》《比海更深》两部影片，最折服于导演把影片主要篇幅用来讲述角色们一天甚至一个晚上的故事的叙事，这一过程中，生活琐碎而真实的质地展示得十分动人。 而《小偷家族》这部影片的时...  (展开)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文/Cinervous

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便意识到：纽约百老汇戏剧舞台是个可加利用的宝贵资源。于是有数不清的舞台剧被搬上了银幕，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百老汇带入电影界的不仅仅是故事题材，还有明星演员、著名导演，甚至是编剧。田纳西?威廉斯便是其中最为闪耀的一位人物。

纵观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作品，有人们耳熟能详的《欲望号街车》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更有更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百老汇和好莱坞大放异彩的各种戏剧电影作品。1955年，曾获得托尼戏剧奖最佳戏剧的《玫瑰纹身》被翻拍成电影，这部电影有着与威廉斯其它作品不一样的喜剧风格。

这就要从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说起。1949年冬天，田纳西?威廉斯在他的助理兼伴侣弗兰克?梅洛的陪同下，前往意大利作长期旅行。意大利独特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剧作家。这次旅行让他感受到他“从未了解的人性的另一面”，这里的人们就像“没有拘束感的美国南方人”，“诗意”而不带有“新教徒的压抑”。因此他先后写下了两部作品，一部成为了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斯通太太的罗马春天》（又译《罗马之春》,The Roman Spring of Mrs. Stone），另一部便是《玫瑰纹身》。这两部作品互相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很有趣：一部讲述了百老汇过气女演员在罗马失去旧爱，又遇见新欢的悲情纠葛故事；另一部则讲述了西西里移民在美国失去丈夫，又迎来新生活的故事。两部作品一悲一喜，剧情模式却很相似。

随后，《玫瑰纹身》于1951年2月在芝加哥首演，并夺得了当年的托尼奖。在舞台剧创作阶段，田纳西?威廉斯就力邀意大利著名女演员安娜?玛格纳妮参与演出。安娜?玛格纳妮是当时意大利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曾主演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可尊敬的安杰莉娜》等影片。玛格纳妮以不懂英语、无法支撑一部剧的演出为由婉拒了威廉斯，而时隔几年后，在筹备电影项目之初威廉斯就与制片人哈尔?B?瓦利斯提出，邀请玛格纳妮出演萨拉菲娜一角。玛格纳妮也欣然接受了邀请。

萨拉菲娜人物形象分析

玛格纳妮所扮演的女主人公萨拉菲娜是一位性格热情、怪异、火辣的西西里女人。她体态丰腴、多愁善感。影片开场不久，萨拉菲娜在杂货店买鸡蛋的时候就声称自己的丈夫是“A级老公”，而“A级老公”必须吃“A级鸡蛋”。她面带喜悦地把再次怀孕的好消息带给丈夫，不料丈夫当晚就因走私货物而意外身亡。萨拉菲娜陷入了无止境的痛苦之中。

在她看来，“身如年轻男孩般，皮肤细滑如玫瑰花瓣”的丈夫罗萨里奥是神圣的，丈夫突然死去的消息令她万念俱灰，为此几乎三年闭门不出。萨拉菲娜总是沉浸于过去和前夫美好而愉悦的性爱回忆中不可自拔。尽管前夫已经去世多年，但她依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萨拉菲娜如此压抑的个人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她对丈夫性爱的迷恋，而性爱的缺失等同于生活失去了荣耀。原舞台剧中，丈夫罗萨里奥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在电影中，导演和摄影师刻意用光影隐去了扮演丈夫的演员的样貌，却突出了演员健硕的身材以及胸前的玫瑰纹身。在萨拉菲娜眼中，丈夫即是上帝的化身。

同时，萨拉菲娜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当她女儿的男朋友来到她家时，萨拉菲娜竟要求对方跪在圣母像前发誓“尊重罗萨里奥的女儿罗莎的纯洁”。按西西里旧俗，男女未婚之前不能私下接触。萨拉菲娜不但自我封闭，还钳制着女儿的欲望。她祈求圣母自己丈夫出轨的事实不是真的，相信圣母玛利亚会在她迷茫无助之时给予她神的指引。她甚至认为风吹到蜡烛所留下的影子就是圣母玛利亚给予她的指示。而当得知丈夫确有婚外情后，她伤心愤怒地摔碎了丈夫的骨灰坛，对丈夫所代表的神的指引也随即破灭。

意大利图景与社会文化反思

说到萨拉菲娜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的背景，就不得不提及田纳西?威廉斯个人的情感经历。威廉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表达了“《玫瑰纹身》是我给世界的一部爱情剧。弥漫在整个作品中的是年轻、幸福的我对弗兰克?梅洛的爱恋。我把这部戏献给他，并且写上‘献给弗兰克，感谢你让我认识了西西里。’”威廉斯在美国社会文化仍有诸多禁忌的情形下，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独特的性别意味。无论是罗萨里奥还是阿尔瓦诺，影片都着重于表现男性角色身上富含的性魅力。萨拉菲娜个人的情感困境其实也是威廉斯本人的痛苦经历：一方面他想抛弃信仰和社会的束缚去追逐个人的同性恋爱情；另一方面他又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自责与羞愧。威廉斯巧妙地把自己的情感隐含在异性恋叙事话语之中，使得在社会性别禁忌不断开放的今天，他的作品仍然具有可供读解的价值。

除了营造强烈的异域情调与欲望气息，威廉斯也通过创作这部家庭情节剧来引发大众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的反思。在罗马的生活使田纳西?威廉斯本人回归到了人性的原始状态，他被意大利人身上的热情所感染，认为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力是这个民族最为优秀的品质。相比而言，美国人在工业文明下逐渐失去了这种原始生命力，威廉斯认为美国的文化危机存在于“所谓正当合法的意识形态的人性的严重束缚”。此外，威廉斯还在剧中以隐晦地方式质疑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盲目态度。他认为任何的宗教观念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正确理解之上。萨拉菲娜放弃了对丈夫的盲目信仰，放弃了对清规戒律的盲目遵从，最终获得个人幸福。

玫瑰意象的象征意义

玫瑰是这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意象，以至于玛格纳妮都打趣地说“我们应该在摄影机上也刻上玫瑰”。罗萨里奥的全名Rosario Delle Rose 中即带有玫瑰(rose),女儿的名字Rosa也是“玫瑰”一词的变体；罗萨里奥的胸前纹着玫瑰，他的情人胸前也纹着玫瑰；给情人做的衣服是玫瑰色的丝质衬衫，甚至萨拉菲娜后来的新欢阿尔瓦诺胸前也纹着玫瑰。玫瑰在传统意义上就是人类爱情、女性性爱和自然美的象征，作者在剧中将玫瑰意象神圣化，用以象征人类的欲望。美国戏剧评论家约翰?梅森?布朗认为：“对于威廉斯先生来说，玫瑰即是神秘的象征、欲望的证明、奉献的符号，新鲜的花蕾与刺一样多。”而吉尔伯特?麦斯维尔在其所撰威廉斯传记中指出，无处不在的玫瑰代表着威廉斯对他的妹妹萝丝(Rose)的个人悲剧命运的寄托。

威廉斯与他的妹妹萝丝关系亲近，他也深受她的影响。萝丝是位纤瘦美丽的女子，被诊断出有精神分裂症，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精神病疗养院度过。经过几次的心理治疗均不见效，她变得更加偏执。她父母最后同意进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1942年，手术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但之后情况恶化，萝丝的余生就在没有行为能力的状况下度过。萝丝的手术失败对威廉斯是极大的打击，他从来不原谅他的父母同意施行该手术。许多偏执的女性角色出现在威廉斯的戏剧里，可能都是受萝丝的影响(如《玻璃动物园》中的劳拉，《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而在《玫瑰纹身》中，取了与萝丝谐音名的女儿罗莎(Rosa)冲破了飞扬跋扈的母亲对她的束缚，获得了一份美好的爱情。这样的生活对于现实中萝丝?威廉斯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田纳西?威廉斯用作品表达了他对妹妹的美好祝福。

拍摄风波与审查障碍

虽然有了内涵丰富的剧本作支撑，但《玫瑰纹身》的拍摄并非一帆风顺。田纳西?威廉斯在拍摄过程中享有较高的话语权，然而由于两大主演安娜?玛格纳妮与伯特?兰卡斯特是第一次合作，个性不同使得在拍摄内景戏时发生了不少冲突。田纳西?威廉斯在从好莱坞写给他外公的信中提到：“安娜?玛格纳妮与伯特?兰卡斯特昨天在现场发生了他们的第一次冲突，起因是安娜指挥着场面而伯特不喜欢这样。”根据他的描述，兰卡斯特离开了摄影棚，而拍摄在激烈地协商后才得以继续。威廉斯表达了他想留下来当调解人直到影片杀青的意愿，但他必须飞到纽约帮助伊利亚?卡赞为舞台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项目选角。“我只能盼望并祈祷导演丹尼尔?曼能维持他俩之间的和平直到完成影片。”

在《玫瑰纹身》的银幕改编过程中，威廉斯不得不为通过审查而对剧本作少量修改。为了应对海斯法典办公室的审查，编剧做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去掉了萨拉菲娜确信前夫不忠后与阿尔瓦诺发生一夜情的情节，变成阿尔瓦诺喝醉了卧倒在萨拉菲娜家中的客厅；此外，为了防止 “风化军团 ”(the Legion of Decency) 【天主教电影审查组织】可能造成的麻烦，又对剧本作出了两处改动：一是删减了萨拉菲娜对圣母不满的台词，二是改变了对神父的人物设定。原作中将神父塑造成有些霸道、没有同情心的形象，萨拉菲娜的家庭医生请求神父对她予以更多的理解。而电影隐去了医生的话，对神父的形象也变得更加正面。田纳西?威廉斯似乎很喜欢在剧本中贴近现实地去表现小乡村的神父，他们显得既像父亲又有浓厚的家长作风。而类似对乡村教会神职人员的现实化描写到了十多年后才出现在了银幕上——可参见大卫?里恩《雷恩的女儿》(Ryan’s Daughter,1970)中特瑞沃?霍华德扮演的乡村牧师形象。

电影上映之后，影评人如同当初戏剧上演时的剧评人一样，对威廉斯这部糅杂着闹剧与悲剧的作品感到心神不安。安德鲁?萨里斯便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他认为安娜?玛格纳妮用她卓越的表演“瞬时间将戏剧性的场面撕成了碎片”，创造出崭新的喜剧风格。同时他又认为，“威廉斯在构思中将（悲剧与喜剧）分得很清楚，但除非他有一个像卡赞那样的导演能把台词排练精准，否则他的剧本就有退化之虞。丹尼尔?曼在电影媒介领域相对而言是个新手，尽管他的导演展现出了些许希望，但在训练演员培养一致的创作观念方面他还显得比较稚嫩。”

丹尼尔?曼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已是相当成功的百老汇戏剧导演。他先后导演了威廉?英奇戏剧作品《兰闺春怨》(又名《回来吧，小希巴》Come Back,Little Sheba)的舞台剧版和电影版，夺得托尼奖的同时也将雪莉?布思(Shirley Booth)推向了奥斯卡影后的宝座。《玫瑰纹身》是他第三部电影作品，同时他也是舞台剧版的导演。戏剧导演转做电影导演的例子在古典好莱坞时期不胜枚举，然而他们对电影媒介形式的经验不足，常常需要找一位懂得电影视听手段、资历深厚摄影师来协助执导影片。而这部影片的摄影指导便是美国著名华人摄影师黄宗霑（James Wong Howe）。

“低调布光大师”

黄宗霑于1922年进入好莱坞，在拍摄本片之前就已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合作过的大导演诸如霍华德?霍克斯、萨缪尔?富勒等人，并与制片人哈尔?B?瓦利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合作。本片是他与导演丹尼尔?曼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兰闺春怨》），目的就是协助电影拍摄经验不足的导演完成影片。

摄制组选择在弗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进行拍摄，原因是这里比故事原来设定的“新奥尔良至莫比尔之间的墨西哥湾海岸”阳光要来得充足。由于整个故事的大多数场景局限在了萨拉菲娜的家中，为了不使画面单调沉闷，黄宗霑精心选择了低调布光(low-key lighting)的照明方式，因此被业界称作“低调黄”(“low-key”Howe)。比如罗莎带着她的男朋友杰克回家见到母亲萨拉菲娜那场戏，当两人刚走进屋子里时是一段浪漫的爱情场面，光线打在两位年轻演员的脸部轮廓上，营造梦幻的感觉；而当他们突然意识到屋子里还有人时，通过合理的光区设置，两人的形象迅速变成了剪影，萨拉菲娜一个人寂寥地隐藏在阴影之中。

类似的例子在影片中还有很多，不胜枚举。黄宗霑着力用阴影来表达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同时，也擅长使用自然光来为影片增色。由于影片是实景拍摄，主场景——萨拉菲娜的家场地面积过小使得照明工作比较困难，不得不将光打在地板上以反射到演员身上。而外景的空旷、明亮与内景的幽闭、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剧情的发展，外部世界的光亮逐渐渗透到萨拉菲娜阴沉的屋子里。当男主角阿尔瓦诺第一次来到萨拉菲娜的家中时，他打开了一扇百叶窗，窗外的阳光瞬时间就照到了萨拉菲娜的身上，成为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黄宗霑努力使一个场景与人物都受到限制与束缚的影片呈现出更多细节，也让女主演玛格纳妮的表演更具有说服力。

纵观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影坛，戏剧界的优秀作品一再被改编成电影，这与当时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威廉?英奇、爱德华?阿尔比等一批剧作家的作品使得美国戏剧创作似乎处在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边缘。当时美国的电影消费者以中老年、社会中上层观众为主，对作为精英文化的戏剧有着较高的接受度。然而随着战后婴儿潮年轻一代的崛起，新一代电影观众在电视、漫画等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对电影的需求和口味趋向大众化、泛娱乐化；加上大制片厂制度的解体、新好莱坞的崛起，剧作家对电影的影响力日趋式微。而田纳西?威廉斯作为戏剧作者进入好莱坞的代表性人物，其作品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也为我们观察古典好莱坞时期的电影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

KILL IT到第五集的影评： 剧作整体节奏太平缓，男女主角性格塑造太内敛，缺乏交集和冲突。平常的韩剧不是男主女主有大量冲突出戏，就是男主和女二，女主形成三角关系，诸如此类。。。KILL IT则完全没有，男女主若即若离，雾里看花，男二基本可有可无，如果剧集不强调人物之间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