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丈夫得了躁鬱症（Les Intranquilles，2021）並不是正確的譯名，原名是躁動不安、無可休止的意思。電影故事前段是描述丈夫躁鬱症發病，後段是妻子的恐慌症。

2、電影為這對夫妻生活的騷動與動盪注入一種社會性的變因——經濟。本來男主角在繪畫創作的世界中自由自在，而女主角在修復古董與持家上也取得非常好的平衡，直到男主角被畫廊要求過度的創作（女主角向經紀人控訴丈夫過度工作）致使病情爆發，而女主角也在家裡失去頂梁柱的時候逐漸邁入崩潰之中（女主角在餐桌記帳時不耐煩孩子的吵鬧）。我想，這是導演在後疫情時代的一個觀點，藉著男主角的口說出的那句「真正的病毒不是covid-19」，更核心的指出一般家庭被經濟所困擾的局面。

3、孩子永遠是最敏感的，從孩子的反應中很快就可以知道是父親失常還是母親失常；可是孩子也是最脆弱的，當曾經擁抱他們的手如今撕裂他們的時候……

自从《士兵突击》之后，中国就再没拍出一部合格的军旅体裁电视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编剧都只关心戏剧冲突，关心情节抓人，完全不知道军队是一个最讲纪律，最讲规则的地方。你可以笨，觉得慢，然后安排你到适合的岗位，你可能会犯错误，会根据你错误的严重程度受不同的处分。但你绝对不能违纪，这是红线，是绝对不可以的。但中国军旅剧的编剧位，完全就是为了违纪而违纪，丝毫没有对军纪的尊重。

之前吴京的《我是特种兵》就开了这么一个坏头。吴京很拼，演得很认真，但剧情实在错误太多。此后的《号手就位》就更别提了。作为火箭军，居然会让一个新兵黑进基地服务器，让人从禁闭室里逃出去。为了拍戏，脸都不要了。

最新的《特战荣耀》还是走这个路子。主角各种违反纪律，然后领导一直给擦屁股。就他那些作为，严格一点直接上军事法庭都够了。

《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在演习中多次犯错误，但那是他作为一个新兵，没有受到这些训练，更没人教他才犯的，所以连长高诚自己也有问题，只能批评教育，不能处理他。但是现在这些剧呢，完全为了突出主角，让他把所有能犯的错误都犯一遍。什么战场抗命都出来了，编剧真的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别说是军队，就是普通公司，领导给你的工作，由于你违规操作，造成公司损失，赚钱开除都是正常情况。现在中国军旅剧里，领导一句：这个兵有才就全放过了。狗屁，每年好兵多的是，谁要你这种不听话的兵。

战场上，一个不听话士兵可能会造成几百人上千人的大行动完全失败，甚至输掉整个战争。最简单的，要求将敌人放近了再打，你不听话，认为自己枪法好，没有命令先开枪。然后敌 人有了防备，阵地遭到炮火覆盖，整个阵地上的人都可能死亡，然后整个战役就会失败。让你守这处阵地，你觉得那边更好，结果你擅自变幻位置，造成敌人逃走，整个战役就会失败。

中国现在的编剧几乎没有军事常识，完全为了编而编。军旅剧的主角都是为了违纪而违纪，根本没有军纪的概念。这样的人，哪怕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也不可能要你。军队是一个整体，不是你搞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为了你个人的高光，可能让无数战友丧生，这样的人是军队最不能容忍的毒瘤，别说进特种部队了，新兵三个月直接退掉。即使家里有关系，新兵连都是一些即将退伍的老兵老士官，他们才不管你的关系，该退照退。

这部片子完全就是为了恶心我军拍的。如果能给负分，绝对是负五星。

先前粗看打分不高，随着剧情的深入，感觉非常值得一看。一部好的作品，前三集下来就能决定你还继续看不，显然衡山的剧情发展是能勾着你催更的。话不多说，就三点：

1，该剧的服化道，演员都很地道，不糊弄

2，谍战剧还是轻喜剧，也算创新，都按《潜伏》的标准，哪来《风筝》《叛逆者》呢

3，前几集剧情的bug，好歹也说得过去，无巧不成书嘛又不是纪实片，主角是个聪明的混混不可以吗？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智商情商兼备，在社会上混的风生水起的人，什么时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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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一个精瘦、眼光独到的老人在深圳隔海望着对岸的香港，手指一划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星期之后，一部汇聚当年香港巨星的贺岁片上映，隔海相望的欢笑声和繁荣城市中的家庭景观，用影像彰显着财力，繁荣有趣，珠光宝气。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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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将其看做一部类型元素丰富的动作片，显然这是一部在水准之上的佳作。但如若换个角度，从传统的越狱电影出发，《金蝉脱壳》却显得并不是那么接地气了，严格意义上，其并不是一部真正的越狱电影。其只是借了一个越狱电影的壳，而无越狱电影的魂。当然，这不是否定《金蝉脱壳》是一部精彩的类型片，创作者选择哪种角度作为创作方向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下如果该片从传统越狱电影“接地气”的角度出发，其目前的故事框架及形式是否还能行得通，且是否有着更加精彩的可能性。金蝉脱壳

各位观众好，我是《人生第二次》的分集导演黄莎莎，很高兴有机会执导第二集 ——《缺》，我们几个主创更习惯称之为“长跑少年”，简单几个字涵盖了我们一年多的经历。第一次见到柏老师和“梦想之家”的孩子们，是在2020年10月10日。初印象是孩子们都非常有礼貌，柏老师特别阳光热情。当天正好赶上爱心人士给他们送了好几麻袋的速冻饺子，第一次见识到孩子们的饭量之惊人，大东北酸菜馅饺子之美味。跟很多观众一样，我也是带着满心疑惑走近“梦想之家”的，例如孩子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柏老师的收入来自哪里？他是怎么坚持做这件事二十多年的？……诸多的问题，都在之后一年的蹲守式拍摄里逐渐得到了解答。

从2020年11月8月开机，到2021年12月28日杀青，我们团队（有时是5人，有时只有两个人）不定期跟拍“梦想之家”，最后获得120天左右的拍摄素材。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孩子们学籍问题的解决、选址建设农场，还见证了柏老师自己孩子的诞生，走进过几个孩子的原生家庭。因为片长的关系，很多素材没有放入正片。

随着拍摄的深入，我们和孩子们之间不仅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更是成为彼此牵挂的家人。孩子们每次看到我们，总是会热情地往我们嘴里塞各种好吃的，给我们深深的拥抱，看到这些开朗的笑容，我很难想象曾经的他们受过这样那样的伤。小金子说自己最恨的人是“爸爸的前妻”，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画画；尹可心说“人一半是阳光的，一半是寂寞的”，她的母亲总是向她灌输对父亲的仇恨；柏有钱是大家的开心果，也是“梦想之家”的大胃王，身上却还有母亲精神病发作时伤害他留下的伤疤……

最让我泪目的一次拍摄是柏老师来到南阳接孩子们，孩子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会来，柏老师悄悄走进教室跟他们一起读书，然后挨个搭着肩膀，安抚他们。孩子们和柏老师的眼眶渐渐湿润，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满溢的情感让我忍不住落泪。因为我们摄制组知道这么多天里，孩子们有多想念柏老师，多担心自己被再次抛弃，柏老师在顾全自己的妻儿和梦想之家之间有多么分身乏术。当时柏老师选择先把孩子们放在河南一段时间，也是无奈之举，妻子生产前后要忙的事情太多，他怕自己没有精力管孩子们的训练和学习，耽误他们的进度，就暂时安置在好朋友办的这所学校里，他也一直牵挂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是否适应，但没想到孩子们内心这么多担忧和不安，看完信之后，他说：“再难，我也要把梦想之家撑下去。”

拍摄过程中，我们还遇见了一些媒体、爱心人士、政府机构人员，他们都在物资和感情上想方设法施以援手。孩子们学籍顺利办好重回校园，也在铁东区政府的帮助下，在廉租房长期居住下来。廉租房楼上楼下都没有住人，孩子们可以安心训练和生活，不怕扰民。除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家人长期的陪伴和支持也是柏老师坚持的动力。为了方便照顾女孩们，柏老师的姐姐和妈妈也都从老家过来，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爸爸和哥哥也来帮忙，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建设农场等等。除了柏老师当教师的工资，一家人开饭店、经营小卖部、卖农产品，努力维持这个家。从梦想之家走出去的几个大孩子，也经常回来帮忙照顾这一家人。柏老师说：“现在我也习惯了这种热热闹闹的生活，你让我离开这些孩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我问他们，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做这些事，他们说，是跟孩子们之间的情感，孩子的心是最真的。虽然在某种层面上，这群孩子是不幸的，但是他们又是幸运的，拥有了人生第二次的家，拥有了这样一段宝贵的童年回忆，和一群相伴成长的兄弟姐妹。

关于柏老师个人的经历和梦想之家多年来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在这部纪录片里详细讲述，虽然我们也都拍到了，但是我们最终选取的角度是呈现孩子们跟老爸之间的情感链接，以及以小金子和可心的故事为代表讲述他们怎么在柏老师的引导下化解心结，这点可能跟梦想之家之前的一些新闻报道和纪录片不同。另外，我们并没有采用解说词，是因为想让观众完全沉浸在片子里去感受，自由去体会、去解读，有笑有哭，仿佛自己就在现场。对我们而言，这些影像已经足够鲜活和纯粹，解说词可能反而打扰这种现场感。

影片会结束，而故事一直在继续，我们杀青后的某一天，柏老师给我发来几张孩子们跑步后的照片，他们头发和眉毛上的汗珠，结成冰霜，彼此微笑着。我希望这集纪录片让大家认识这样一群人，相信“善”的力量。如果观众们有机会，可以去到鞍山，走近“梦想之家”，去感受、去对话，了解更多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许，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如何在缺憾中寻得更圆满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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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棺材，跳下灵车，踩着细碎的雪，奔跑在无人的街，当向前向前成为奔跑唯一的方向，出口又在何处？乌鸦的叫声和手风琴的音乐叠加在一起，这是悲悯和欢快的混合，这是冷寂和无望的世界——当彼得罗夫终于在泥水四溅中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里面只有一个女售票员，她曾经扮演过雪姑娘，而现在只是形似骷髅的存在。这是最后呈现的“灵异事件”，彼得罗夫依然是一个被预设的人物：逃不出乌鸦鸣叫的荒芜，逃不出冰雪覆盖的沉寂，逃不出“雪姑娘”制造的死亡，那辆只载着他的公交车是另一辆灵车，从死亡到死亡，中间夹杂的复活只是一个插曲，死亡构成了一个跨越黑白和彩色的循环，形成了从回忆到现实的轮回，死亡是死亡，复活是新的死亡，因为，“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这是彼得罗夫坐上夜晚的公交车，让座的妇人对他说的话。彼得罗夫在车上不停地咳嗽，这个看起来像是绝症的流感是彼得罗夫现实意义上患病的写照，流感会传染，一个人的病会成为其他人的病，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病，流感具有的是传染性、普遍性和致死性的特点，而这个病所隐喻的正是患病的俄罗斯社会。在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的是医疗福利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的现实，是移民问题带来后遗症吃吃无法得到解决的现实，“这个国家真正掌权的人是塔吉克人和犹太人。”他们抨击寡头政治，抨击苏共的黄金阴谋，抨击移民政策，但是他们的愤怒是构建了另一种危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弥漫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一个老人对给他让座的9岁女孩说，如果在印度，7岁就能结婚了，然后他开始骂起女人都是婊子，一旁的光头抡起拳头就打，老人的假牙掉在地上——假牙不再是一种个体的工具，它变成了发出声音的公共物品，而拳头和假牙的冲突也正是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的写照。

彼得罗夫是一个旁观者，他听到了人们的愤怒，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也没有将愤怒转变成拳头，在角落里他更像是一个远离冲突的存在。但是很明显，他的咳嗽、他被人命名为患了绝症，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受害者。从旁观者到受害者，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似乎被推进了这个阴暗的世界里：公交车停下时，有人把彼得罗夫叫做“娘娘腔”，然后将他拉下了车，交给他一把枪，然后让拿枪的人站成一排，当教完了射击相关的知识后，又一批人被赶下车，然后彼得罗夫在内的人向他们扫射，倒下的是社会上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的代表，这是一个处决的现场，彼得罗夫无疑成为了刽子手，而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又上了公交车，车子还是正常形式，彼得罗夫还是靠着车咳嗽——那处决的一幕已经发生却像没有发生一样，而这也正对应了彼得罗夫既是旁观者也是实施者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也代表着生命的两种走向：他是旁观者，他见证了社会日益腐烂的现实，他是受害者或者是被拉进去射杀了那些罪人的实施者，他便无可逃避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彼得罗夫如何对待自己的流感、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绝症？一个人的疾病，存在着传染的危险，而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不同的疾病，他们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杀人，或者以自戕的方式自杀，杀人或者自杀同构了死亡：一个邻居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脖子上的血迹还未干，而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罗夫在公交车停下后遇到了同事伊戈尔和维克多开着的灵车，伊戈尔说棺材里有一具尸体；他们一起去了维特亚那里讨论所谓的博士论文，大胡子维特亚大声呵斥：“我们还信仰什么？”伊戈尔告诉彼得罗夫，他已经陷入了宗教的迷狂；彼得罗夫遇到了谢尔盖，正拿着厚厚的退稿信的谢尔盖大骂杂志编辑，而彼得罗夫问他：“为什么把我写成一个小丑？”谢尔盖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

脾气暴躁的邻居死于谋杀，骂社会缺失了信仰的维特亚陷入了宗教迷狂，创作小说的谢尔盖写出了人类的不幸，他们都是患病的人，而患病者所面对的就是死亡。还有彼得罗夫的妻子，在图书馆里她是一个职员，戴着眼镜的她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在图书馆举办的所谓文学研讨的沙龙上，那些文人因为长诗和短诗发生了讨论，甚至还有变态的男人，那一刻她化身为“女侠”，用暴力快速地解决了他，当擦干手上的血迹，当戴上文雅的眼镜，她又变成了图书馆职员，变成了柔弱的女人。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而回到家的她又是儿子的母亲，关心儿子的作业，制作儿子的晚饭，而当儿子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她看着流出的血，看到了厨房的那把刀，便幻想自己一下子横抹过儿子的脖子，鲜血汩汩而出，一种暴力的实现就像欲望的满足一样，让她享受而来快感。而对于那些跟踪的男人，她一样毫不手软，衣服里藏着的刀成为她保护自己也是她杀人的工具，那个尾随着她的男人最后死在铁塔上，血溅在雪地里，像一个充满暴力的图腾。

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对他人的反抗，是压抑社会的爆发，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暴力症，正如谢尔盖所说：“我死后才能成名——也许我会自杀，自杀会证明我是对的。”他不想像父亲那样沉迷在酒精中，所以他创作小说，但是结局还是一样，所以死亡成为他唯一的出路。他带着彼得罗夫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抽烟喝酒之后躺在了床上，然后拿出了一把手枪，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他让彼得罗夫只做一件小事，那就是用手指扳动一下。这看起来是自杀，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杀，但利用了彼得罗夫的手指，就是他杀，而彼得罗夫也是当仁不让，一声枪响，血溅满了墙壁，自杀和他杀在同一性的死亡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彼得罗夫在离开之前点燃了那篇书稿，在熊熊大火制造的爆炸中，退稿的小说、谢尔盖的生命，以及那间房子都化为了灰烬。

死亡抵达，是不是解决患病者绝望的一种正确方法？实际上，彼得罗夫制造了谢尔盖所希望的自杀，是一种他杀，却是对自己的“自杀”，因为自己在谢尔盖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小丑，他毁灭文本就是毁灭那个作为小丑的自己，就是毁灭人类的不幸，而爆炸之后，已是天明，彼得罗醒来，他发现自己还在灵车上，昨晚和伊戈尔去维特亚那里，遇见谢尔盖似乎都没有发生，连同爆炸式的他杀和自杀也没有发生，那仿佛就是一个噩梦。而噩梦结束醒来，也意味着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作为小丑的现实，回到了自己患有流感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个梦却开启了彼得罗夫的一种自救：他坐上伊戈尔和维克多的灵车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但是在醒来之后他却回到了家里，那里有妻子和儿子；他在和伊戈尔喝酒的时候，恍惚之中被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带到了自己童年时的一次新年派对上，漂亮的“雪姑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点燃圣诞树，彼得罗夫问了她一句：“你是雪姑娘吗？”女人微笑着看着他，点了点头；甚至在维特亚那里，维特亚拿出了两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彼得罗夫竟服下了其中一粒……

一场梦让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之外的存在，雪姑娘、新年派对、以及阿司匹林，成为他对抗现实的解药，这是彼得罗夫在灵车上的第一次“复活”，这一次复活给他带来的是离开现实的希望，而他离开现实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带着儿子——而儿子和自己在童年时代又具有了同一性：他们一样想要参加新年派对，一样见到了雪姑娘，一样点亮了圣诞树，即使在儿子发热高烧时，那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也让他慢慢退烧了。儿子和他一起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起服下了解药，一起迎来新年。复活就是回到那个1977年，1977年对于现实来说，就像是一个梦：1977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77年苏联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宣称，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装备方面甚至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像1977年，彼得罗夫和母亲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参加新年派对时，公交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的是当时的报纸，上面写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1977年是伟大的、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年代，在1977年的自拍视频里“复活”，就是回到辉煌的历史中。

但是这是不是一样是一种历史沙文主义？现在的儿子发热患上了流感，1977年的彼得罗夫也是发热，疾病没有改变，1977年的阿司匹林看起来是一剂解药，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的病毒——当彼得罗夫重回1977年是想找回希望，那段历史中何尝不是疾病存在的因？从彩色到黑白，呈现的是那个叫马琳娜的女人的悲伤往事：她遇见了喜欢唱歌的萨沙，她爱上了在自己眼里裸体的萨沙，这是欲望的直接呈现，这是爱情的纯粹表达，但是在那个狂乱的夜晚，她和伊戈尔之间的“射进来”的性导致的是怀孕，而怀孕面临的是不能堕胎的现实，所以这个在新年派对上扮演“雪姑娘”的女人躲在圣诞树后面偷偷哭泣。这是一个也是患病的年代，这是一个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年代，只不过，如新年派对一样，1977年的苏联构筑的是祥和、稳定与繁荣的表象，可实际上暗潮汹涌、危机重重——它甚至就是30多年后导致社会患上流感的因。

“蓝色有轨电车带着我们去太空……”1977年的新年派对上的歌声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当太空梦变成了幻想，当有轨电车变成了灵车，当阿司匹林变成病毒，谁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一次次死亡，一次次复活，最终在轮回一般的人生中，“彼得罗夫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家人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生的流感，更是无数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彼得罗夫们”的流感——“你好像是得了绝症。”